邓小平的整体现代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明作为社会现代化的软件支撑系统，主要是就其意识形态性质而言的，而不是指它在社会生活中可有可无，是软绵绵的，没有力量。在现代化大厦中，软件一点不软。一方面，物质文明这一硬件支撑系统离不开精神文明这一软件支撑系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物质生产中的精神因素日益增长，社会产品越来越显示出丰厚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蕴，生产部门往往成了文化部门。人们对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提出了越来越高的文化上的要求，由此而形成特殊的消费文化、企业文化及其它部门文化。随着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提高，精神产品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物化。此外，社会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诸如体育馆、剧场、文化馆、图书馆等的建设，本身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物质文明建设的表现，是精神文明领域的物质文明建设。另一方面，精神文明这一软件支撑系统在现实生活中的功能是十分坚硬的，它有力地影响着物质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人从观念到行为的现代化。爱因斯坦说：“科学是一种有利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中是有用的，但它也能杀人。”（注：《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6页。）当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福音的时候，有些人格有缺陷的人也利用科学技术的力量来危害社会。一些黄色的、颓废的、凶杀的、以及其他不健康的东西也搭乘先进的科学技术“列车”到处传播，如网络“黄毒”，描述色情、凶杀的激光影碟等等；还有人公然提出科学和迷信可以相互转化的理论，利用计算机算命，宣传伪科学和封建迷信思想等等。因此，只有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同时加强对各种文化市场的管理，才能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积极的和正面的效应，使物质文明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美国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的现代化问题专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也认为：“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注：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整体现代化思想的当代价值 
邓小平的整体现代化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将这一思想化为中国现代化具体实践的方法论，就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邓小平的“两手抓”思想是一个闪耀着唯物辩证法思想光辉的科学命题，对于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功能。 
1.“两手抓”思想坚持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从当代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出发，认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物质文明和发展精神文明，这两手必须同时抓，单有抓经济建设这只手决不是实事求是，决不能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协调发展。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中国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能否坚持两手抓，能否做到两手都硬，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思想认识问题。1987年3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谈话中指出：“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同年7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敢于面对和考虑可能出现的各种新矛盾和新情况，认真加以防范和处理，既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物质文明，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精神文明，这充分体现了以邓小平为首的当代中国实事求是派的政治立场，是实事求是思想的集中体现。如果对客观存在的矛盾采取不承认或回避的态度，就背离了实事求是路线，就会在实践中断送中国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2.“两手抓”思想体现了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矛盾辩证法。早在50年代，毛泽东曾这样赞誉邓小平：“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1页。）邓小平的“两手抓”思想体现了将社会有机体视为一个由诸多要素、实物、现象所构成的复杂系统，从现代化的整体系统入手观察和处理问题，既抓主要矛盾，重视矛盾的主要方面，又重视矛盾的非主要方面的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现代化实践系统中，存在着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它们之间既相互区别又有联系。只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思想，才能巧妙而稳妥地处理好这些复杂的矛盾关系。坚持两点论，就是在研究最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要研究主要矛盾，又要研究非主要矛盾：在研究某一种矛盾时，既要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研究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坚持唯物辩证法的重点论，就是在研究复杂事

物的发展过程时，要着重地把握它的主要矛盾：在研究某一种矛盾时，要着重地把握它的主要矛盾方面。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将两点论和重点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是有重点的，两点论中内在地包含着重点论。唯物辩证法的重点论是以同时承认非重点为前提的，重点论中内在地包含着两点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将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重点绝对化和孤立化，只见一点不及其余，忘记两点论，只有一手，或一手硬，一手软，就会犯主观片面性的错误，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两点不分主次地均衡看待，抽掉两点讲重点，在实际工作中忽视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冲淡这个中心，就会犯折衷主义和均衡论的错误，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3.“两手抓”思想成功地将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运用于中国现代化事业，正确地说明了现实生活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历史唯物论也就是历史辩证法。社会历史领域充满着错综复杂的各种现象。要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理出头绪，发现其中的规律性，必须首先分清这些现象中哪些是第一性、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哪些是第二性、居派生地位的方面。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明确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恩格斯认为，如果认为经济状况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用它来分析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容易。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的还有上层建筑因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矛盾运动的生息不灭的因果链条。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娴熟地运用于中国现代化实践，多次强调，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方针。两个文明同时建设，既符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原理，又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邓小平既强调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在最终意义上决定精神文明，又认为这样决定不是一个机械的单向的过程，而是一个辩证的双向互动的过程。邓小平既理直气壮地反对离开物质文明讲精神文明的唯心论的错误，又旗帜鲜明地反对只要物质文明抓上去，精神文明就可以自然而然地上去的机械决定论的错误，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出色地坚持

《邓小平的整体现代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