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广东企业
是对于增加贸易顺差起作用都不大。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协会统计，跨国公司占有了全世界贸易的2／3，这种交易有一半是这些公司在它们自己的网络系统内部完成的。因此，这种出口结构下的出口数字，不能等同于广东真实的、自主的国际竞争力，长期如此，恐怕会成为依附型经济。
因此，从长远战略利益角度上看，若要加入WTO，得其利而避其害，需要深化广东国企改革和私企改革，逐步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形象，就是要有像美国通用、德国西门子、日本丰田这样的大跨国公司，它的一个核心标志是具有高度自主的知识和技术创新力、能在国际市场上左右某一行业或某一产品的能力，或能与其它大企业成鼎足之势。广东无须十家八家，广东只要培育一、二家则足矣。
广东企业应对WTO的思考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省份之一，历史上有“先走一步”的传统，对世界情况较早接触，较为熟悉些，在对加入WTO，迎接挑战，把握机遇上“先行一步”。
首先，广东企业界要研究世界工业强国的历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迷信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万能论的思想。
从历史上看，美国在立国初期直至成为工业强国的一个世纪里，是以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为其经济学基础，这是美国当时的意识形态。李斯特主张对外贸易实行关税保护，实行国家统一的对外贸易控制；对内实行市场竞争机制，使全国民族工业在有国家关税保护下，优胜劣汰，壮大民族工业，使之达到国际竞争力的水平。当年的美国用李斯特理论为指导，从英国殖民地里独立出来之后，为保护美国民族工业，曾经历了长达近100年的高关税政策，期间不惜两度同英国交战，打破英国发动的全球经济和军事的封锁围堵。直到美国建立了强大工业国之后，才废弃李斯特理论，尊奉斯密“自由贸易”理论。
日本工业的竞争力也不是“自由贸易”的产物，而是由于美国当年出于冷战的需要，允许日本政府实行高度贸易保护，单方面向日本开放美国市场，同时默认日本对本国市场进行高度保护；默认日本银行无担保地向各大财团发放贷款；默认日本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倾销。这是日本工业近30年成功经营的关键因素，而不是什么日本企业文化。
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发展史也有这一特点，由于冷战的强大压力，美国需要扶植南韩、台湾等反华、反共的基地，允许他们采取高度的关税保护措施，单方面优惠向他们开放欧美市场。这种出于政治战略上的优惠待遇，是其它一百多个关贸总协定发展中成员国所没有过的待遇。这就是为什么其它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关贸总协定的成员，未能像四小龙那样成长壮大的真正原因。关贸总协定和依附型出口导向战略，正在使“南北差距”成为一条不断加深的鸿沟。
还有从今天发生的事件中也可以看出美国人从来就把“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当作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的。1998年8月份，美国的著名长期资本基金濒临破产，美联储不顾刚刚责骂过香港特区政府干预市场，有违市场原则，一反常态，公然违背它所鼓吹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出面组织注资抢救。因为如果对长期资本基金进行破产清算，涉及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就达12500亿美元，危及整个世界金融体系，危及美元地位和美国的“全球化”利益。所以，美国是最实际的。我们应树立“保护与开放”的辩证思想，坚持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原则，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稳妥办法。一切改革方案必须在充分论证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改革试点试验的实践检验，选择局部的地区、行业和企业，检验加入WTO带来的一切开放和制度变化，是否能够促进“三个有利于”。
其次，广东企业要认真钻研WTO的“游戏规则”，利用好外部条件，进行科技创新，提高产品档次，降低成本，改进营销策略。
充分利用对幼稚工业的保护，运用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的推动力，努力提高幼稚产业的集中度，努力通过与国外知名企业合作，不断提高国产化率和企业规模，在此基础上逐步降低价格，逐步使产品性能价格比接近国外产品，并认真学习外国企业的先进营销方式，改进服务质量，以确保国内市场的竞争实力，并利用加入WTO的时机抓紧扩大国外市场。
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启动内需，这需要企业向国家积极呼吁实行反倾销措施，以保护国内企业的合法权益。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运用同业公会、商会的集体力量，保护本行业的合法权益，制裁违法的外国企业的倾销。
再其次，要努力实现保护与创新相结合的办法，迎接加入WTO的挑战。
保护，主要指根据不同行业和产品的优劣态势，制定相对应的利用外商投资的投资配额限制，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和股权比例限制，以及国内销售和出口的比例额度，既要适度利用引进资金和竞争的正效应，也要限制对国内民族工业的冲击。对民族工业的保护也要“抓大放小”，对于战略性行业，应确保国有大型企业的主导地位，引进外资以合资形式和国内控股为主，规定重要产品的零部件的国产化率；对国内无优势的高科技行业，允许外商独资经营，但应限制独资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为的是以此作为示范，为后起的国内企业保留充分的市场空间。
创新，主要指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又主要指改革政府经营全民性质的企业，创建非政府系列的全民资产管理系统。将现有的经营国企的部门独立分立为非政府的全国资产管理系列，积极为企业改革制定良好的政策和立法环境。积极试行“职工股权化”企业，使职工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主人。不确立经济学意义上的国企主人，国企改革无法继续推进。
科技创新是广东企业真正能与世界先进企业相抗衡的关键。经济增长的真实动力，在于所有产业领域引进了新技术和新产品。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新产品的引进，是保证经济在一定时期达到较高的实际增长率。科技创新的保障机制是科技产权和专利制度，没有明确的科技产权和专利制度，就没有办法保证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力。如何全面落实《专利法》，是广东企业应精心研究的课题，也是努力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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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长远战略利益角度上看，若要加入WTO，得其利而避其害，需要深化广东国企改革和私企改革，逐步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形象，就是要有像美国通用、德国西门子、日本丰田这样的大跨国公司，它的一个核心标志是具有高度自主的知识和技术创新力、能在国际市场上左右某一行业或某一产品的能力，或能与其它大企业成鼎足之势。广东无须十家八家，广东只要培育一、二家则足矣。
广东企业应对WTO的思考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省份之一，历史上有“先走一步”的传统，对世界情况较早接触，较为熟悉些，在对加入WTO，迎接挑战，把握机遇上“先行一步”。
首先，广东企业界要研究世界工业强国的历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迷信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万能论的思想。
从历史上看，美国在立国初期直至成为工业强国的一个世纪里，是以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为其经济学基础，这是美国当时的意识形态。李斯特主张对外贸易实行关税保护，实行国家统一的对外贸易控制；对内实行市场竞争机制，使全国民族工业在有国家关税保护下，优胜劣汰，壮大民族工业，使之达到国际竞争力的水平。当年的美国用李斯特理论为指导，从英国殖民地里独立出来之后，为保护美国民族工业，曾经历了长达近100年的高关税政策，期间不惜两度同英国交战，打破英国发动的全球经济和军事的封锁围堵。直到美国建立了强大工业国之后，才废弃李斯特理论，尊奉斯密“自由贸易”理论。
日本工业的竞争力也不是“自由贸易”的产物，而是由于美国当年出于冷战的需要，允许日本政府实行高度贸易保护，单方面向日本开放美国市场，同时默认日本对本国市场进行高度保护；默认日本银行无担保地向各大财团发放贷款；默认日本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倾销。这是日本工业近30年成功经营的关键因素，而不是什么日本企业文化。
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发展史也有这一特点，由于冷战的强大压力，美国需要扶植南韩、台湾等反华、反共的基地，允许他们采取高度的关税保护措施，单方面优惠向他们开放欧美市场。这种出于政治战略上的优惠待遇，是其它一百多个关贸总协定发展中成员国所没有过的待遇。这就是为什么其它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关贸总协定的成员，未能像四小龙那样成长壮大的真正原因。关贸总协定和依附型出口导向战略，正在使“南北差距”成为一条不断加深的鸿沟。
还有从今天发生的事件中也可以看出美国人从来就把“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当作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的。1998年8月份，美国的著名长期资本基金濒临破产，美联储不顾刚刚责骂过香港特区政府干预市场，有违市场原则，一反常态，公然违背它所鼓吹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出面组织注资抢救。因为如果对长期资本基金进行破产清算，涉及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就达12500亿美元，危及整个世界金融体系，危及美元地位和美国的“全球化”利益。所以，美国是最实际的。我们应树立“保护与开放”的辩证思想，坚持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原则，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稳妥办法。一切改革方案必须在充分论证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改革试点试验的实践检验，选择局部的地区、行业和企业，检验加入WTO带来的一切开放和制度变化，是否能够促进“三个有利于”。
其次，广东企业要认真钻研WTO的“游戏规则”，利用好外部条件，进行科技创新，提高产品档次，降低成本，改进营销策略。
充分利用对幼稚工业的保护，运用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的推动力，努力提高幼稚产业的集中度，努力通过与国外知名企业合作，不断提高国产化率和企业规模，在此基础上逐步降低价格，逐步使产品性能价格比接近国外产品，并认真学习外国企业的先进营销方式，改进服务质量，以确保国内市场的竞争实力，并利用加入WTO的时机抓紧扩大国外市场。
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启动内需，这需要企业向国家积极呼吁实行反倾销措施，以保护国内企业的合法权益。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运用同业公会、商会的集体力量，保护本行业的合法权益，制裁违法的外国企业的倾销。
再其次，要努力实现保护与创新相结合的办法，迎接加入WTO的挑战。
保护，主要指根据不同行业和产品的优劣态势，制定相对应的利用外商投资的投资配额限制，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和股权比例限制，以及国内销售和出口的比例额度，既要适度利用引进资金和竞争的正效应，也要限制对国内民族工业的冲击。对民族工业的保护也要“抓大放小”，对于战略性行业，应确保国有大型企业的主导地位，引进外资以合资形式和国内控股为主，规定重要产品的零部件的国产化率；对国内无优势的高科技行业，允许外商独资经营，但应限制独资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为的是以此作为示范，为后起的国内企业保留充分的市场空间。
创新，主要指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又主要指改革政府经营全民性质的企业，创建非政府系列的全民资产管理系统。将现有的经营国企的部门独立分立为非政府的全国资产管理系列，积极为企业改革制定良好的政策和立法环境。积极试行“职工股权化”企业，使职工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主人。不确立经济学意义上的国企主人，国企改革无法继续推进。
科技创新是广东企业真正能与世界先进企业相抗衡的关键。经济增长的真实动力，在于所有产业领域引进了新技术和新产品。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新产品的引进，是保证经济在一定时期达到较高的实际增长率。科技创新的保障机制是科技产权和专利制度，没有明确的科技产权和专利制度，就没有办法保证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力。如何全面落实《专利法》，是广东企业应精心研究的课题，也是努力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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