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公共管理创新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探索及启示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正由经济领域逐步向政治领域扩展，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更是方兴未艾，加入WTO则构成加速这一改革进程的外部动因。在这种有利的宏观条件之下，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对外辐射作为一种制度创新的要求仍要受到种种现实情境的制约：

   第一，从体制创新的内在动力来看，园区经验的对外推广存在着一个“路径依赖”问题。体制创新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变革，而现实的社会关系恰恰就凝结在现行的体制框架当中，实际地调控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它们曾经有过存在的充分理由，并以其巨大的历史惯性作用于当下人们的活动。因此，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自身对于体制转变的紧迫性的认识，对于改革将要带来的利益关系调整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更深层次的一定区域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状况和该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成为制约体制创新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各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将影响到园区经验对外辐射的接受程度，同时意味着学习园区经验同样有一个如何从本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并有所创新的问题。

   第二，从体制创新的外部条件来看，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实践探索是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的，能否争取到有利的外部条件支撑构成园区经验对外推广的第二重制约因素。园区作为中外政府间的合作项目，一开始就获得了强有力的组织支撑。从中新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到双边三级联合协调体系的建立以及被赋予的一系列“不特有特”、“特中有特”的功能性优惠政策，为园区的运作营造了优越的外部环境。园区作为一个新建的城市实体，是按照一种全新的模式来设计和运作的，它的资金的投入巨大而先天的负担很小，使其得以高起点发展，高效能运转：园区以150人的机构编制规模创造了130多亿元的GDP。园区的实践告诉我们，政府机构和管理体制的改革任重道远。

   第三，从体制创新的外部空间来看，我国目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职权划分方式影响着地方政府对于体制创新的能动作用及其形式空间。园区的成功探索为发展中外经济技术互利合作积累了新的经验，即这种互利合作也可以在两国政府之间展开，通过共组的国家财团进行运作，从而拓展了国际经济技术的形式空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新的思想解放和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由此推而广之，对我国的对内开放和地区之间的互利合作也不无启示。问题在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单一制——集权型的政府管理体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缺乏明确的职权划分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行双重的垂直领导，这势必制约地方政府对于体制创新的能动性和这种创新的形式空间。园区经验的对外辐射推广有赖于地方政府积极发挥自身能动作用和中央政府的适当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