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评价的思想探析

7年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总的说来，我们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页。）邓小平肯定地说，1957年“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但“错误在于扩大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7页。）他自我批评道：“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7页。）1958年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7页。），但责任同样不在毛泽东一人身上。1980年邓小平鲜明地指出：“1958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刘少奇、周恩来和他没有反对，陈云没有说话。总之，左的错误及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不熟悉造成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6页。），而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大跃进”是左倾思想亚性发展的结果。虽然毛泽东在1962年进行纠正，但对教训总结不够，不久左倾思潮再度膨胀，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由于“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8页。），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被打倒。同时毛泽东所犯错误还与制度不健全，封建主义遗毒没有完全肃清有关。邓小平曾经讲过：“制度是决定因素”。（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5页。）长期以来，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中，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党内民主作风等建设，虽取得过一定成绩，但远“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7页。），“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主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0页。）由于“一言党，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9页。），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这样即使有不同意见也“难于反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这种不正常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使毛泽东“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和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4页。） 

《邓小平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评价的思想探析(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