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依法治税

入机制不规范。我的意思是说，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政府收入机制不规范而弱化了政府部门的预算约束。常识告诉我们，政府部门往往是喜欢多支出的，但喜欢多支出并不等于可以不受约束地随意多支出。问题是可供其使用的收入究竟有多少并且有无变通的可能？在政府收入机制规范化的条件下，每年可取得或可供其使用的收入便是一个既定不变的量。其支出的规模，便不能不受其收入规模的约束。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就现实来说，对政府支出约束最强的因素就是税收。税收所具有的特性之———“数额的相对固定性”，实质是一把双刃的剑。一刃是针对纳税人的，即要求纳税人把该交的税全部如数交上来。另一刃则是针对政府的，即征税的额度必须控制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征收。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税收对政府支出的约束是强的，但政府部门可以突破税收的限制，在税收之外通过收费取得收入，各种收费还可以自立章法，按需而征。规范性的税收与非规范性的收费同时存在，后者又大大多于前者，且可在相当程度上“随意 ”上调。有了如此宽松的环境，政府机构的膨胀和行政管理费支出的迅猛增长，便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进一步说，倘若政府收入机制不规范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即使我们在行政上下大气力压缩了政府机构编制并相应削减了行政管理费支出，由于政府部门收入的调节（显然只能是“上调”）余地仍然存在，在我国，曾有过数次反复历史的政府机构编制的膨胀之风，很可能会再一次刮起。行政管理费支出的扩张之势，也很可能会再一次出现。

——这些年，在政府部门财力分配上所存在的“弱干强枝”现象，一直困扰着我们。所谓“弱于强技”，无非是将政府部门的财力分配格局比喻为一棵树，这棵树的“树干”是弱的，经不起风吹草动；而它的“树枝”繁茂，致使头重脚轻。这种分散的财力分配格局，不仅存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而且，在各个不同级次的政府与其所属的职能部门（如省一级政府与其所属的各厅、局）之间，甚至每一级次的政府与其下属级次的政府（如省一级政府与市、县级政府）之间，也都有类似的表现。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只有吃皇粮，才能给皇帝办事”。财力分散了，各部门、各地区的支出，除了依靠政府集中调配的那一块儿规范性的资金外，还分别拥有各自非规范性的财源，可以自立规章，自收自支，甚至“拥财自重”。其结果，肯定是中央政府以及各个不同级次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大家常说的所谓“诸候经济”、“王爷经济”，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长此以往，势必会危及国家的政令统一和长治久安。无需赘言，各部门、各地区所拥有的非规范性政府财力的基本来源，就是各种各样的政府收费。政府部门财力分散格局形成的原因之一，亦在于政府收入机制的不规范。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可举出许多。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消除税收的“缺位”，纠正“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进而规范政府收入机制，实质是完善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走依法治税的道路

如果把中国税收的“缺位”视作我们为改革而付出的代价或成本（事实上，“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正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而出现并蔓延开来的），那么，在改革已经历时19个年头、各方面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构建起来的条件下，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应当也必须转到规范政府收机制上来。

必须看到，市场经济体制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各个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边界越来越明晰了。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这意味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收入机制，必须是规范化的。

那么，什么是或怎样才能算是政府收入机制的规范化？在我看来，从大的方面讲，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标志可以依循：

――以法制为基础。即是说，政府取得收入的方式和数量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不能想收什么就收什么，想收多少便收多少。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性质的收入，都必须先立法，后征收。

――全部政府收入进预算。政府预算的实质是透明度和公开化，它体现着立法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收支行为的监督，并非简单地由哪一个部门管理或列入哪一类表格反映。也即是说，政府的收与支，必须全部置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不允许有不受监督、游离于预算之外的政府收支。

顺便指出，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度里，一般不存在所谓“预算外资金”。我国现在使用的预算外资金概念，还是建国初期从前苏联东欧国家那里引进、并从计划经济年代沿袭下来的。即便不作更深一步的考察，也会发现，预算外资金同计划经济密切相关，而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就这个意义讲，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在中国，预算外资金这个概念终究要退出历史舞台。

――财政税务部门总揽政府收支。也就是，所有的政府收入完全归口于财政税务部门管理。不论是税收，还是收费，抑或其他别的什么形式的收入，都要由财政税务部门统一管起来。即便出于工作便利的考虑，把某些特殊形式的收入，如关税、规费交由特定的政府职能部门收取，那至多也是一种“代收”、“代征”。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要切断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执法同其经费供给之间的直接联系，从根本上铲除“以权谋钱、以权换钱”等腐败行为的土壤。

――政府收入以税收为基本来源。前面说过，以政治权力为基础、能够带来稳定可靠的收入，且可无偿使用的税收，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支出格局（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为主体）是一种对应关系，必须作为政府收入体系中的“主力队员”而居于主导地位。至于其他的政府收入形式，如以交换为基础的收费，只能作为辅助或补充财源而担负起遗补缺的职责。

四个方面的标志，归结到一点，就是依法治理各种政府收入。其中的中心内容，就是我们讨论的主题――依法治税。既然目前我国政府收入机制的不规范主要表现在“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上，采取相应的改革举措对之加以纠正，并代之以规范化的政府收入格局，肯定是当前依法治税所必须着力完成的中心任务。

本着这样的认识，前面也说过，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依法治税的任务，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这就是：拓展税收的作为空间，消除税收“缺位”：抓好税制的完善，减少税收流失。两个方面互为联系，彼此依存，可以说是“一体两翼”，共同构成依法治税这项系统工程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比如，没有税收“缺位”现象的消除，“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得不到纠正，依法治税的社会环境就不可能真正确立起来，税收流失的规模也就不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反过来说，税收流失的漏洞多，该征的税不能有效地征上来，税收的应有地位和作用就难以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税收的“缺位”现象也就难以真正得到消除。

说到这里，不难看出：中国在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已注定了要走依法治税的道路。而且，依法治税的实施，也注定了要纳入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

事实上，近一时期，对于市场经济与依法治税(第3页)的关系，社会各界已经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党的十五大以及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也已经对依法治税的实施做出了统一部署。现在的任务是，如何乘势而上，在全面理解依法治税的内涵和外延并将其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础上，采取切实而有效的政策措施，采取切实而有效的政策措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积极推进依法治税的建设步伐。

  

依法治税的政策选择 

那么，现在我们能够为依法治税做些什么？

――拓展税收的作为空间，消除税收“缺位”。

税收的“缺位”主要表现在“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上，税收“缺位”的消除，自然要从规范政府收入格局入手。目前，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逐渐一致的意见，就是实行“费改税”或称作“税费归位”。

应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