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创新。“三个代表”的创新程度，可以和邓小平理论中的两个重要观点相提并论：一是可以和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相提并论。四项基本原则就其每一个具体原则而言，正如邓小平所说，并不是新的，都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但把它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并确立为我们的立国之本，这就是创新。“三个代表”也一样，每一个代表都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江泽民同志根据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新特征，将“三个代表”科学、有机地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深刻的新概念，并确定为我们的立党之本，这就是新概括，新成果。一个立国之本，一个立党之本，是党和国家立足与发展的根基。二是可以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相提并论。如果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是党在社会主义认识上取得的最新的理论成果的话，那么，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则从根本上阐明了党的属性和本质问题，是党的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一个社会主义问题，一个党的领导和建设问题，在理论上我们对这两大基本问题认识清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有了明确的方向。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认识方面。根据邓小平关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发展趋势和历史进程等进行了全面论述，进一步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文化建设的特征，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从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到基本纲领，这是党对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又一个重大成果。 
——在生产力理论方面。根据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党中央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提出了“科技创新已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科技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重要开拓者”等新观点。党中央启动了科技创新工程和知识创新工程。这些都反映了党在生产力理论方面认识上的深化。 
——在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方面。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提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90年代末，针对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党中央制定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有力地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系与技术合作，进一步加大了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增强了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十五大以后，党中央又制定实施了开发西部战略。这是尽快缩短东西部贫富差距的重大战略措施，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设想的回应和创造性的发挥。 
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理论创新上取得的丰硕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始终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主旋律。 
用不断丰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指导21世纪党的建设，是理论创新的主要目的 
为什么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确立以后，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江泽民同志要郑重地向全党提出理论创新的任务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号召全党同志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和深入的思考，致力于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以指导21世纪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争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世纪，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三座大山，创建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与解放，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二是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改变了贫穷落后面貌，使人民过上了小康社会新生活。21世纪，中国共产党还将完成两件大事：一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真正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二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21世纪，中国共产党任重道远，使命非凡。她背负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心驰神往的美好理想，担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命运与前途的重大责任。对此，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估计、充分的准备和坚定的信念。 
毫无疑义，在21世纪的征途上，始终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自觉地运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的实践，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法宝。 
为什么我们会有而且必须要有这个信念？最根本的，是因为21世纪我们要做的事情以及由此带来的困难和风险，究其实质，还是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邓小平理论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有了信念之后还要提理论创新？因为21世纪我们所要解决的是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更高层次的问题，是比以前更尖锐、更复杂、更突出、更难解决的问题，这其中有许多是我们现在尚没有遇到甚至难以预料的。惟有创新，惟有发展，我们才能够应变自如，才能攻克最后的难关。 
21世纪，我们面对的是风云变幻、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高新科学技术手段，将继续保持在世界发展中的优势地位。总体上看，一段时间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将处于低潮。在以高新技术和综合实力为主的国际竞争中，在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中，我们还势单力薄，处于下风。特别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遏制，将愈益把矛头集中指向中国，采用分化、西化、思想渗透、粗暴干涉甚至更激烈的手段，千方百计地频频向我们施压，企图限制我们的发展，逼迫我们就范。可以说，在21世纪的发展中，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始终面对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国内来自经济生活中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困难和压力更是可想而知。经济上，按照既定目标，我们要用50年的时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经济总量在不断增大，人口还要有所增长，翻番的难度势必更大。社会政治生活上，21世纪前半期，中国将进入由小康社会向中等水平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期，这是中国人民未曾遇到过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对于受几千年封建小生产思想观念影响的中国人来说，小康之后如何尽快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创造新的科学生活方式，等等，都是新的课题。由小康到现代化转型所造成的新的社会矛盾，将集中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多样化、复杂化甚至尖锐化。如何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新矛盾，合理地协调好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道德，并以此规范人们的行为，这是对党的执政水平和治国能力的新考验。 
所有这些，都对党的进一步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客观存在着从解决温饱到进入小康和由小康到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两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的话，那么，在这个实践中产生的邓小平理论必然也要经过两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初步回答和解决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使社会主义在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度里站稳脚跟。这个任务随着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已经完成；第二阶段，深入回答和解决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指导中国夺取社会主义的更大胜利。这正是我们党现在所要担负的理论创新的任务。在基本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为主题的理论创新就一天也不能停止。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是邓小平生前殚精竭虑的事情。自80年代中期起，他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对时间问题作出过各种估计。比如，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他说：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按他的估计，我们还要在21世纪用5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基本解决好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才能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先进性，社会主义才能真正站住脚。所以，到1992年南方谈话时，他更是直截了当地明确指出：基本路线要管100年，要坚持100年不动摇。 
需要强调的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时间概念的论述，内涵极为深刻。它不仅涉及到我们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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