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建设的根本大计——学习邓小平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思想

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6页。）他又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8页。）说到这些，邓小平更是十分强调制度建设的极其重要性：“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7页。） 
此后不久，邓小平在与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谈话过程中，在回答“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的提问时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 
邓小平在复出以后，谈得比较多的是执政党的制度建设问题，从以上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 
1.加强执政党的地位，根本大计是制度建设。“制度是决定性的因素”。人同制度相比，人治因素往往具有主观局限性、随意性和情感性，而制度建设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只有确定制度，才能保持党和国家正确领导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即使政策发生了某些失误，也比较容易纠正。 
2.改革执政党的领导制度，根本点就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 
3.加强执政党制度建设的目的和方向。（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改革党和国家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9页。）邓小平同志以后又讲到：“我们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要坚定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这些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1页。） 
面向新世纪：加强制度建设是根本 
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邓小平不仅深刻地论述了加强制度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对制度的划分，对建立哪些规章制度和如何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作了深刻的论述。在我们党自身建设的历史上，邓小平第一次把党的制度区分为基本制度、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他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党的根本制度。而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生活制度、监督制度等都是具体制度。邓小平的基本思路是：坚持基本制度，完善根本制度，健全具体制度。 
一、坚持基本制度 
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都列为基本制度。 
1985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针对美国客人提到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潜在的和很难解决的矛盾时，明确提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2页。）以后，邓小平同志在各种场合经常讲到“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9页。）就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最困难的时刻，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仍坚定地谈到：“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6页。）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时，更是讲得坚定无比：“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8页。） 
二、完善根本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它的基本原则是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确立的。正式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一科学概念并赋予其比较系统的内容的，主要是列宁的贡献，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了这一马列主义的原则，并创造性地运用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在执政、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坚持并进一步完善了民主集中制理论。 
一方面，邓小平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始终坚持了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是群众路线在党内生活中的运用；坚持集体领导，健全党委制；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努力造成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政治局面等重要思想。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根据实践的发展，提出一些新的思想，进一步完善了执政党在民主集中制建设上的理论和实践。 
首先，提法有高度。提出了完善民主集中制这根本制度是关系到“党的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执政党在其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要经受住各种考验，就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最根本的是制度建设，因为它“更带根本性、全局

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有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党，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2页。）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别有用心地制造了个人崇拜、践踏党纪国法，使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破坏殆尽，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其次，认识有深度。一是从领导人角度分析存在不健康、封建主义的思想。邓小平还是从分析、思考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入手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毛泽东“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是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他还列举了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表现，比如，不大听得进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再如，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二是党内的民主思想、意识、民主渠道、生活，也存在缺陷。“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雅雀无声”。（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5页。）这里，发展民主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和法制传统的国度里，又必须审慎细密，循序渐进，“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稳步推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7页。） 
三、健全具体制度 
邓小平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论述，始终坚持社会主义

《执政党建设的根本大计——学习邓小平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思想(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