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建设的根本大计——学习邓小平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思想

的基本制度，严格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制度，同时注重建立健全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具体制度，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制度体系，这是对马列主义政党学说理论的新贡献。 
1.关于领导制度建设 
邓小平从领导制度改革的目的性说起，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3页。）列举了领导制度中存在弊端，一是权力集中；二是兼职、副职过多；三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由于我们长期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中管理体制，所以“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他还进一步指出：“官僚主义的另一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9页。）“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出“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7页。）解决的办法是：权力下放，要十分严格明确机关及个人的职责权限，同时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处理党和政府的关系，这既可以使政府在党的政治领导前提下，在职权范围内独立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工作职能作用，又可以使党集中力量抓自身建设，抓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党政分开，是新形势下，执政党加强和改善领导的一条有效途径。 
2.关于组织制度建设 
组织制度包括的内容很广泛，邓小平更多地是从两方面论述。一是在共产党组织内部，上下关系问题，二是干部队伍中新老交替的问题。 
党内同志之间是相互平等关系。“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2页。）反对将同志间关系变为人身依附关系，或者猫鼠关系，或是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既反对“惟命是从”，也要“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邓小平指出：“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页。） 
关于干部制度的改革和建设，邓小平从党的事业是否后继有人这一战略高度，强调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德才兼备干部队伍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要解放思想”，“要说服老一点的同志把位子腾出来，要不然年轻干部没有位子呀”。“老的不腾出位子，年轻的上不了，事业怎么能兴旺发达”。并告诫大家：“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来要出大问题，要犯大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页。）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建立退休制度，对“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页。）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在组织制度的重要方面，是如何选干部的问题。邓小平“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9页。）“随着事业的发展，还要制定各个行业提升干部和使用人才的新要求、新方法”。“特别优秀的，要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1页。）他要求老同志从党和国家长远利益这个大局出发，为年轻干部成长创造条件。这是百年大计。 
对干部管理制度改革，邓小平也提出一系列明确的思想，“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4页。） 
3.关于工作制度建设 
工作制度主要是针对一是没有科学而规范的机构设置，导致责任不明，职责不清，二是工作作风专断，职权不明，效率低下等种种弊端。两者又是互为因果，是工作制度方面必须改革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首先要花大力气精简机构，这主要是因为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机构要高效，必须要精简，“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2,331页。） 
其次，邓小平对工作作风，特别是官僚主义的现象，

列举了种种表现和危害，“高高在上，滥用权力，墨守陈规，机构雍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1页。）凡此种种表现，都呼唤着执政党工作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为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但是非做不可，否则，我们的经济事业和各项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进。”（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6,324,331页。）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把自己的党建设好，既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党的发展能否壮大的问题，又关系到中国能否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国家能否繁荣昌盛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执政党建设上，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也不论从政治与组织，还是在思想上，都作了大量并卓有成效探索，即使是在制度建设上，毛泽东同志也有不少精到的论述。应当说，邓小平同志既继承了毛泽东建党思想中十分重视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建党的思想，还非常重视党的制度建设，他在这方面的论述、设计和实践，无疑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政党建设的学说。 

《执政党建设的根本大计——学习邓小平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思想(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