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建设的根本大计——学习邓小平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思想

【关 键 词】邓小平/执政党/制度建设 
【 正 文 】 
邓小平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思想，是我们执政党建设的根本大计，是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毛泽东的着重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建设党到邓小平的突出从制度上建设党，标志着在执政党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更加成熟和进步。 
面对新考验：积极探索党的制度建设 
邓小平在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4页。）新考验，首先是“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4页。）其次，由于是“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4页。）针对这种情况，“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5页。）并具体提出发展党内民主生活，设立党员代表大会的“党任制”，加强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严格执行党章，健全民主集中制，提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29页。） 
邓小平在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我们党有五个优点时指出：“我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有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党规党法。”（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00页。）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反复强调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总之，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之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凡是违反这个制度的，都要纠正过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12页。） 
邓小平在这年11月接见参加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监察工作会议的同志时，针对“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提出“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这一点，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能上能下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30页。）同时，又提出实行对干部的“鉴定制度”和“党的监察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31页。）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反复讲党的制度建设。在阐述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同时，在继承中更多地注意从制度建设加以强调和论述，不能不看到，邓小平觉察到了执政党面临的新考验，要经受住考验，就要从制度上建设和加强执政党，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48页。） 
我们发现，关于通过制度和法制的方式治党治国的思想，首先是由邓小平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提出来，现在实事求事地看来，邓小平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论述是很出色的，而且具有鲜明的预见性。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重要思想没有成为党的建设的主导思想，特别是由于八大以后“左”的错误思想的发展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些光辉的思想完全被抛弃，甚至遭到了批判。 
历史新反思：高度重视党的制度建设 
邓小平关于执政党制度建设的思想，是在深刻反思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党的制度建设实践的理论总结，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新发展。 
列宁在创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对党的制度建设也是相当重视的，他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的章程。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在他晚年对苏联党内的监督制度建设有过许多重要的论述，由于列宁过早地去世，这些问题没来得及真正解决。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体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方面少数党的领导人掌握着高度集中的巨大权力。另一方面又缺乏必要的制度对这些领导人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样，当这些领导人出现严重错误时，党便无法阻止这些错误的发展和蔓延。 
1957年后20年的历史教训证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是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对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那是不利的。鉴于这沉痛的历史经验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再强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改革，无论是思想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建设中，都不再搞政治运动。邓小平指出：“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用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5页。）邓小平的这段论述，是对我们党执政后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明确提出“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决不能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重的灾难。这期间，邓小平被打倒，作为一个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思考、关心着中国的命运。 
在这场10年之久的灾难中，整个中国陷入混乱，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干部遭到批判斗争，党的形象和威望受到严重损害。10年啊，整整10年，为什么在党执政了17年以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大的曲折和失误？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很多老一代革命家几次起来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都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受到打击和迫害？为什么像毛泽东这样一个伟人会在晚年犯这样严重的错误？为什么党的决策一旦发生失误就难以扭转？中国还会不会发生第二次类似“文化大革命”的什么革命？能不能防止？怎样防止？ 
这些问题，无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都是全党、全国人民关心、思考，甚至感到困惑的问题。 
邓小平作为又一代伟人，他的伟大之处之一就是正确地进行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反思。 
当时，在探索“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基础、原因时，不少人把它归结到毛泽东晚年个人的思想、作风等问题。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当然是党在工作指导上的失误，这种失误首先是由毛泽东发动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更深层次的根源，这就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上存在着一些根本的缺陷。对此，邓小平作出了十分精辟的论述。 
1980年，邓

小平在主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时，不止一次地提到，要实事求是，既要对毛泽东历史功绩的评价要恰如其分，又要对其晚年错误的评价也要恰如其分。他十分明确地提出：“过去有些问题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邓小平还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8页。）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邓小平再一次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又一次谈到：“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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