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还有哪些障碍

亿，但美国经济却迎来了长达9年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良性循环，美国股市节节上扬，企业利润不断增长，1997年，美国政府更是在许多年后首次摆脱了财政赤字，赢利700亿美元，1998年度更达到了创历史最高记录的1100亿美元。这一现象是无法用贸易额逆顺差理论来解释的。

　　诚然，贸易额逆顺差理论是西方式国际经贸游戏规则的基石之一，其实它并不像西方经济学家宣扬的那样神奇。顺差仅从外汇还贷角度来讲，是对中国有好处的。但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它的作用是间接的，极为有限的。因为从发展的角度看，只有产生利润，才能形成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才会成就社会总资本的增值，才会乘数地扩大国家市场的容量，成为国民经济的“发动机”。

　　因此，真正在国际经贸关系中扮演主角的是“利润”。而如果从利润的角度看，中国出口商品的平均利润极低，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美国得到的则远比中国多得多。一是由于其对华出口的商品多半是高科技甚至是垄断性产品，利润丰厚；二是美国企业在华子公司从中国市场赚取的利润；三是美籍在华员工的附加工资，即高出在本国同级员工工资部分的补贴也可以视为一种利润；四是中国企业在美没有销售网络，中国商品在美销售必然被美国销售商赚取了利润；我们还可以把由于中国商品进入，而避免美国企业在生产这些产品时的亏损看成是第五种利润。

　　因此，美国人从中美正常经贸关系中获得的利润远比中国多得多，即使中国获得了一定量的外汇储备，由于需要保值增值，多半还要存放在美国的银行或投资美国的基金会，流回美国。因此正常的中美贸易关系几乎对美国百利而无一害。美国人怎么可能自己抛弃经济发展的助动力呢？我个人以为，美国人夸大逆差危害，不排除作秀成分，以图在WTO谈判中赢得更多砝码。

　　马克：这的确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分析方法。但我想一些美国议员更多是从政治因素出发而反对中美协议。这些对中国历史文化知之甚少的议员们本来就视中国为战略对手，当他们用抽象的西方价值观评价中国事务时，往往会陷入“扼制中国”的思维定式之中。此种背景下，一年一度的国会对是否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就成了这部分议员表达其政治主张的重要舞台。从1989年开始，人权、宗教等问题每年都要被他们提出来作为中国不能无条件获得最惠国待遇的理由。即使在克林顿政府明确宣布贸易与人权脱钩之后也依然如此。

　　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即NTR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从一个纯经济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

　　一旦中国获得PNTR，这些议员就失去了这个一年一度的舞台，失去了这个评论和影响联邦政府中国政策的机会，这显然是他们不情愿的。

　　另一方面，相比政府成员，美国国会议员注重更多的是局部利益，他首先要对所在选区的选民负责，其次才考虑整体利益。在这种联邦制的分权政治架构之下，美国的议员往往打出一些我们认为不合牌理的牌来。

　　因此，不能完全排除美国国会不给中国PNTR的可能。

　　万一如此，尽管中国仍能成为WTO成员，但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市场门坎依旧，中国加入WTO的价值将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中国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也将继续对美设置较高门槛，相对欧日，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将明显处于竞争劣势。

　　这是一个中美双输的局面。

　　张庭彬：克林顿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避免这种情况，美国商界也在全力游说议员支持PNTR，代表大公司利益的商业圆桌会议甚至花了200万美元打广告来推动PNTR。

　　马克：事实证明游说是富有成效的。我今天看到一条消息，说美众议院少数派领袖格普哈特私下里保证不会组织民主党议员反对中美协议。此君是著名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具有相当影响力。

　　政治突发事件可能会影响进程张庭彬：世上纯粹经济层面的重大事件几乎没有，政治、经济、文化往往是一体的，尤其像中国加入WTO这样的全球性重大经济事件更是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当然，每一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团体及个人，对这一事件进行各自的利益预期评估，并发表看法，都是正常的。

　　马克：我认为，现在可能出现的变数有可能是某些无法预期的政治性突发事件。就像去年4月份，朱总理访美之后，大多数的观察家认为中美在短期内，甚至在4月内会达成WTO协议。几乎没有人想得到，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使中美关系堕入冰点，而那时也较少有人预测到，不到一年后的今天，中美关系回暖。世事无常，变幻莫测，我们只能认定最后的结果。

　　张庭彬：历史从来不是某一两个人在某个时间确定的，历史是所有的人在不间断的时间长河中利益对撞平衡后的凝固形态，于是，过去的形态往往会表现出未来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就像前人所说的，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对于目前的时代而言，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多极世界对人类的均衡发展更有利。当然，无论中国加入WTO与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归根结底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