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
师资等基础设施，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必要条件。他的分析结果是：提高对资本所得征税只影响利率，因此在长期降低了生产的资本密集度；但是，如果政府提高学费，对劳动所得征税会降低平衡增长率，而如果政府补贴教育，对劳动所得征税会提高平衡增长率。然而，对资本所得征税仍然没有显示出对增长率有什么影响。在社会最适状态下，对资本所得征收的最适税收不等于零，因为政府通过扶持人力资本的形成而提供生产性服务。因此，正如包含公共投资而直接影响生产函数的巴罗模型所得到的结果一样，对资本课征的最适税收不等于零，这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所持的观点完全不同。此外，索伦森还阐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大小决定了对劳动所得的课税是正的还是负的，这也同样适用于教育学费或补贴。如果这种外部效应非常大，且教育过程的效率很高，那么，政府就应当给予教育补贴；如果这种外部效应非常小，且教育过程的效率很低，那么，政府就应当对家庭收取学费。
（五）研究与开发投资
罗默（Romer，1990, p. 71-102）建立的模型包含了三个生产部门，即家庭可以用来消费或投资的最终产品的生产部门、研究与开发部门和中间资本品的生产部门。上述的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建立的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依据罗默模型证实，由于研究与开发部门具有外溢效应，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适增长率（因为企业在其决策过程中没有考虑外溢效应的存在，所以其研究与开发水平太低），政府就必须通过补贴研究与开发活动来提高增长率。
综上所述，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我们按照内生增长的因素概括出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措施：第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第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第三，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
可见，内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至少表现出两个实质性变化：第一，30多年来新兴的各种经济学流派提出政府不要干预经济运行，或者说财政政策无效。可是，内生增长理论这种“新经济学”则认为，政府仍需要适当干预经济，财政政策在促进内生增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过去的经济学包括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学在内所提出的财政政策，其作用点在于刺激劳动供给和促进一般性物质资本的形成。然而，内生增长论提出的财政政策首先认识到政府的公共支出特别是公共投资是具有生产性，并重点在于增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三个领域的投资。
三、着重考虑的四个现实问题
近年来，我国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国际上衡量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主要指标是“综合（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这也正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深入研究，我们首先简单介绍综合要素生产率概念。
所谓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同样数量规模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因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产出增加。由于这种生产率难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分开，故称之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分析基于如下思想：总产出增长部分原因是投入（或要素）的积累，部分原因是某种不可观测的数量。也就是说，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就是产出增长不能归因于投入增长的那部分。用简单的增长核算关系来看，即：
ΔY＝Δa+αΔK+(1-α)ΔL （12）
式中，ΔY是产出增长率，ΔＫ是（物质）资本存量增长率，Δ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参数α是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Δa就是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在实践中，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就是对上式的变换得到的余数：
Δa＝ΔY-αΔK-(1-α)ΔL （13）
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这种衡量指标也称为“索洛剩余”或“索洛残差”（Solow Residual），因此，在很多情况下，“索洛剩余”、“综合（全）要素生产率”、“生产率”三个概念是可以互换的。
现在的问题是，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在各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到底起多大作用？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为什么不同时提出，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的源泉？丹尼森（Denison，1967）在《增长率为什么不同》一书中对美国、英国、法国、前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挪威等九国1950~1962年期间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3.3％中，42％是由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西欧八国的国民收入增长率4.8％中，64％是由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金森久雄（Kanamori，1972）在《用什么来解释日本的高速增长率》一文中指出，日本在同期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0.％中，60％是由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陈坤耀（Chen，11979）对亚洲各国（地区）的经济增长比较研究得出，在1955~1970年期间，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为46.
我们再来看一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下表列出了选择国家的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从该表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早期工农业化国家在50年代到60年代末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都比较高；第二，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可是，我国1952~1990年期间的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仅为0.02％（舒元，1993，第86页）。看来，我国要保持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的增长率。
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比较 1941-50 1951-60 1961-70 1971-80 1981-90 1991-95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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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与开发投资
罗默（Romer，1990, p. 71-102）建立的模型包含了三个生产部门，即家庭可以用来消费或投资的最终产品的生产部门、研究与开发部门和中间资本品的生产部门。上述的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建立的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依据罗默模型证实，由于研究与开发部门具有外溢效应，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适增长率（因为企业在其决策过程中没有考虑外溢效应的存在，所以其研究与开发水平太低），政府就必须通过补贴研究与开发活动来提高增长率。
综上所述，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我们按照内生增长的因素概括出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措施：第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第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第三，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
可见，内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至少表现出两个实质性变化：第一，30多年来新兴的各种经济学流派提出政府不要干预经济运行，或者说财政政策无效。可是，内生增长理论这种“新经济学”则认为，政府仍需要适当干预经济，财政政策在促进内生增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过去的经济学包括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学在内所提出的财政政策，其作用点在于刺激劳动供给和促进一般性物质资本的形成。然而，内生增长论提出的财政政策首先认识到政府的公共支出特别是公共投资是具有生产性，并重点在于增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三个领域的投资。
三、着重考虑的四个现实问题
近年来，我国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国际上衡量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主要指标是“综合（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这也正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深入研究，我们首先简单介绍综合要素生产率概念。
所谓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同样数量规模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因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产出增加。由于这种生产率难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分开，故称之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分析基于如下思想：总产出增长部分原因是投入（或要素）的积累，部分原因是某种不可观测的数量。也就是说，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就是产出增长不能归因于投入增长的那部分。用简单的增长核算关系来看，即：
ΔY＝Δa+αΔK+(1-α)ΔL （12）
式中，ΔY是产出增长率，ΔＫ是（物质）资本存量增长率，Δ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参数α是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Δa就是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在实践中，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就是对上式的变换得到的余数：
Δa＝ΔY-αΔK-(1-α)ΔL （13）
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这种衡量指标也称为“索洛剩余”或“索洛残差”（Solow Residual），因此，在很多情况下，“索洛剩余”、“综合（全）要素生产率”、“生产率”三个概念是可以互换的。
现在的问题是，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在各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到底起多大作用？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为什么不同时提出，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的源泉？丹尼森（Denison，1967）在《增长率为什么不同》一书中对美国、英国、法国、前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挪威等九国1950~1962年期间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3.3％中，42％是由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西欧八国的国民收入增长率4.8％中，64％是由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金森久雄（Kanamori，1972）在《用什么来解释日本的高速增长率》一文中指出，日本在同期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0.％中，60％是由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陈坤耀（Chen，11979）对亚洲各国（地区）的经济增长比较研究得出，在1955~1970年期间，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为46.
5％、55.2％和56.4％。而根据舒元（舒元，1993）的测算，我国在1952~1990年期间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仅为0.3％。
我们再来看一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下表列出了选择国家的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从该表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早期工农业化国家在50年代到60年代末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都比较高；第二，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可是，我国1952~1990年期间的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仅为0.02％（舒元，1993，第86页）。看来，我国要保持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的增长率。
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比较 1941-50 1951-60 1961-70 1971-80 1981-90 1991-95 法国
德国
瑞典
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
马亚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1.1
－
0.74
3.20
－
1.81
3.89
－
－
－
－
－
2.804.43
－
0.48
1.52
－
0.81
5.83
－
－
－
－
－
2.641.53
0.84
0.50
1.78
0.61
1.35
4.44
3.22
2.80
1.43
3.88
2.61
0.580.82
-0.04
0.29
0.26
0.48
0.68
0.25
2.46
3.03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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