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

1995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也就是说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自此之后，我国财政学界就如何利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效率型的经济增长展开了大讨论，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和措施。但是，这些讨论大都属于对策性研究，所提出的财政对策最终是否会奏效并不清楚，也就是说，没有分析这种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如果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财政政策很难发挥作用。为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介绍90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经济学”或“内生增长理论”及其财政政策含义，为我们今后的讨论提供理论依据。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自亚当·斯密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围绕着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争论了长达200多年，最终形成的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要素（Tanzi and Zee, 1997, p.180）：（1）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性资源的积累；（2）在一国的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现在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3）技术进步。但是，6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依据以劳动投入量和物质资本投入量为自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的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等作为外生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因此就得到了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的结论。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当然，许多经济学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Schumperter, 1934；舒尔兹，1990；贝克尔，1989），但是，他们都是把它们看作是外生因素。

这样，这两种理论的政策含义出现了分歧：尽管财政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财政政策能够影响经济增长（因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在许多方面，诸如扭曲性税收的负效应、累进税对储蓄倾向的不利影响以及增加税收动用额外资源以提高公共投资水平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长论却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完全是由理论本身的外生因素决定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不变，或者说，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而不能影响长期增长；而内生增长论则认为，一国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响。如果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那么，问题就是经济行为主体特别是政府如何能够影响增长率的大小，因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众所周知，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盛行的是索洛（Solow，1956，p. 65-94）和斯旺（Swan，1956，p. 344-361）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把经济增长解释为生产要素（特别是物质资本）的积累过程。该模型表明，只要投资超过重置破旧机器的必要水平，资本存量就会增加，从而人均产出就会增长。然而，尽管该模型预测出短期的人均增长，但资本积累最终会出现收益递减问题，这时，人均产出停止增长。用索洛的增长模型来说，假定储蓄是收入的一个固定比例，即S=sY，且这些储蓄全部用于投资，则资本积累方程是：

dK/dt=sY-δK （1）

由于资本的收益是递增的，当投资只能足够弥补折旧（δK）时，方程式（1）所表明的资本积累过程最终会达到稳定状态。这表明，长期经济增长率为零。尽管如此，该模型确实把注意力集中于试图理解技术变化的性质，因为如果有技术变化，新投资不一定出现收益递减。凭直觉来看，增加完全相同的机器虽然资本存量增加了，但收益无疑是递减的。可是，如果每台新机器在技术上更为先进，就不会发生收益递减。尽管新古典长模型的创建者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构建出技术变化模型。

阿罗（Arrow，1962, p. 155-173）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1962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把技术进步与投资的实际过程联系在一起指出，投资都是在做新事情，这无疑将产生新知识。他用“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术语来描述这一过程。后来，罗默(Romer,1986,p.1002-1037)在开创所谓的“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时又拾起了这种思想。相对于索洛－斯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而言，内生增长模型认为长期增长率是正的。为此，内生增长模型就得解释（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为什么不会发生的原因。要解释这个问题并非像听起来那么简单，因为积累的生产要素不变收益意味着所有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增同时发生。收益递增意味着企业的规模越大，效率就越高，从而不可能达到竞争性均衡。因此，内生增长模型必须找到一种途径，使企业层次的收益递减，而使整个经济层次的收益（至少）不变，所以总是要保持对投资的刺激。企业层次的收益与整个经济层次的收益之间的偏离，说明了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之间存在着差异，继而说明政府的政策具有潜在作用。

简单来说，解决企业收益与整个经济收益之间偏离这一问题的大致方法有两种：或包含人力资本，或考察技术进步（也可称之为知识创造或发明或革新）。这两种大致方法在很多方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因为它们都是建立“知识”积累模型：在人力资本模型中，这种知识假定内含于人力中；在技术进步模型中，这种知识假定内含于机器或产品中。因此，内生增长理论可以看作是对知识积累过程的模型化。

首先，考察卢卡斯（Lucas，1988，p.3-42）建立的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是：第一，人力资本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用数学语言来表达，这种思想可能表示为如下微分方程式：

（2）

式中，h代表人力资本，δ代表正常数，（1-u）则是人力资本投资占总投资的份额。在卢卡斯的模型中，人均收入增长率与人力资本增长率成正比。因此，一般的政策含义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包括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至关重要。第二，卢卡斯指出，一国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影响着每一企业的单个生产率。换言之，存在一种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意味着社会最适增长率高于私人增长率：经济行为主体的投资不会达到最适状态，因为在他们的自身计划中不包括其投资的外部效应。当然，这正说明了政府政策在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提高中的作用。

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在不同的行业中有所不同这一事实，而且，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来源于培训和工作经验，因此，人力资本一般与特定行业有关。卢卡斯指出，倘若某一行业具有较高的潜在人力资本增长率，那么，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最好引导资源流向这个行业。可是，市场力量不会实现这一结果，因为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具有外部性。

其次，考察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

n and Helpman, 1991）建立的以技术进步而非人力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假定企业面临着这样一种决策，即在研究与开发（R&D）领域投资多少；而研究与开发活动反过来又会发明新产品或改进现有产品。研究与开发投资决策取决于研究与开发的效益和成本。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效益是产生新产品，企业卖掉这种新产品取得利润（该模型假定对新产品的生产拥有产权）。因此，该模型隐含着一大堆有关市场条件和知识产权的假设，最终是为了说明企业具有稳定的需求条件。研究与开发的成本取决于劳动力成本以及企业获取的知识。假定企业获取的知识越多，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成本越低。一国的知识总量假定取决于所有企业过去从事的研究与开发活动总量。因此，每个企业都从其他所有企业所从事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受益，这就是说研究与开发具有完全的外溢效应。换言之，研究与开发使企业有了新发明的机会，这种发明完全拥有私人产权，但同时也使公共知识存量增加了，而这种公共知识存量可以被其他所有企业免费利用。这种外溢效应或者说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