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
【关 键 词】邓小平理论/外交思想/中国特色
【 正 文 】
邓小平是当代世界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对于国际形势的重要变化，始终洞若观火，应付自如，善于从战略高度和理论高度把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比较全面、系统、丰富、深刻的外交战略理论和思想。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外交政策和原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和理论财富。
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依据
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是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我们党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总体认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把战争与革命作为时代的基本特征，认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这就夸大了战争的危险性，高估了世界革命形势。根据这种时代观，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是准备打仗，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当时，我国面临苏联霸权主义的严重威胁，采取加强战备的若干举措，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我们过分夸大战争危险性。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6-127页。）由此而采取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方针政策，不仅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恶化了我国的国际环境，甚至干扰影响了我国发展战略方向的决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邓小平用实事求是的思想对20世纪以来世界的变化作了通盘审视，得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出版,第127页。）的科学论断，从而形成了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崭新的时代观。邓小平从80年代以来，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命题曾经集中作出多次的精辟论述，对当今世界基本态势作了科学的高度的概括。早在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就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6页。）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强调了他的主题思想：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96页。）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进一步阐述了和平与发展的思想：“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5页。）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国际形势发生了二战以来最激烈、最复杂和最深刻的变化，世界处于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动荡时期，中国亟需对世界局势及时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种的剧变背景下，邓小平的判断并未过时，因为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83页。）这一思想既总结了此前国际局势演变的状况，又预测了此后国际局势进一步发展的态势。深刻揭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预见性地指明了世界局势的发展方向。
邓小平的上述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对时代主题认识有了很大的突破，它改变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树立了“和平与发展”这个崭新的时代观，是对国际局势作了具体、深入的观察分析之后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它为党和国家的战略方针的调整，工作重心的转移，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为我国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科学外交决策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新论断的提出完成了我国外交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我国政府逐步调整了国家的对外战略，即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邓小平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6页。）
通观邓小平以上论述，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当作历史目前提供给中国可以发展经济的“机会”来看待。因此邓小平反复告诫全党：“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75页。）邓小平这些分析和判断是我国调整战略方针，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前提和依据，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提醒我们，战争的根源并未消除，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天下并不太平，防止我们产生麻痹思想。他多次强调“当今世界不安宁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稳定的根源。”（注：《人民日报》1984年5月31日，5月18日，1987年3月12日。）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是：“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5页。）邓小平还告诫我们，“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19页。）为此他特别强调：“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面对敌对势力的进攻，“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19—320页。）此时我们回想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及对我驻南联盟使馆的野蛮行径，深感邓小平的这些至理名言是何等深刻。邓小平作为杰出的战略家用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
世界格局观——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战略依据
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他以敏锐的眼光高瞻远瞩，洞察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态势，科学地预测世界的新格局。邓小平认为，政治多极化格局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的初步轮廓，从发展的眼光看，世界朝多极格局方向发展是国际格局变化的总趋势。早在80年代邓小平从美苏控制能力下降和第三世界影响力上升的角度，揭示了多极化的实质。1985年3月，他认为“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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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
邓小平是当代世界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对于国际形势的重要变化，始终洞若观火，应付自如，善于从战略高度和理论高度把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比较全面、系统、丰富、深刻的外交战略理论和思想。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外交政策和原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和理论财富。
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依据
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是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我们党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总体认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把战争与革命作为时代的基本特征，认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这就夸大了战争的危险性，高估了世界革命形势。根据这种时代观，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是准备打仗，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当时，我国面临苏联霸权主义的严重威胁，采取加强战备的若干举措，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我们过分夸大战争危险性。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6-127页。）由此而采取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方针政策，不仅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恶化了我国的国际环境，甚至干扰影响了我国发展战略方向的决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邓小平用实事求是的思想对20世纪以来世界的变化作了通盘审视，得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出版,第127页。）的科学论断，从而形成了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崭新的时代观。邓小平从80年代以来，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命题曾经集中作出多次的精辟论述，对当今世界基本态势作了科学的高度的概括。早在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就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6页。）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强调了他的主题思想：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96页。）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进一步阐述了和平与发展的思想：“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5页。）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国际形势发生了二战以来最激烈、最复杂和最深刻的变化，世界处于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动荡时期，中国亟需对世界局势及时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种的剧变背景下，邓小平的判断并未过时，因为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83页。）这一思想既总结了此前国际局势演变的状况，又预测了此后国际局势进一步发展的态势。深刻揭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预见性地指明了世界局势的发展方向。
邓小平的上述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对时代主题认识有了很大的突破，它改变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树立了“和平与发展”这个崭新的时代观，是对国际局势作了具体、深入的观察分析之后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它为党和国家的战略方针的调整，工作重心的转移，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为我国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科学外交决策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新论断的提出完成了我国外交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我国政府逐步调整了国家的对外战略，即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邓小平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6页。）
通观邓小平以上论述，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当作历史目前提供给中国可以发展经济的“机会”来看待。因此邓小平反复告诫全党：“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75页。）邓小平这些分析和判断是我国调整战略方针，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前提和依据，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提醒我们，战争的根源并未消除，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天下并不太平，防止我们产生麻痹思想。他多次强调“当今世界不安宁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稳定的根源。”（注：《人民日报》1984年5月31日，5月18日，1987年3月12日。）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是：“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5页。）邓小平还告诫我们，“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19页。）为此他特别强调：“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面对敌对势力的进攻，“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19—320页。）此时我们回想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及对我驻南联盟使馆的野蛮行径，深感邓小平的这些至理名言是何等深刻。邓小平作为杰出的战略家用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
世界格局观——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战略依据
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他以敏锐的眼光高瞻远瞩，洞察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态势，科学地预测世界的新格局。邓小平认为，政治多极化格局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的初步轮廓，从发展的眼光看，世界朝多极格局方向发展是国际格局变化的总趋势。早在80年代邓小平从美苏控制能力下降和第三世界影响力上升的角度，揭示了多极化的实质。1985年3月，他认为“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
版，第105页。）1990年3月他更明确地讲到：“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53页。）同时，邓小平认为世界新格局的真正形成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他指出：以90年代为界，虽然两极世界格局已经不复存在，“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53页。）因为当前各种政治力量处于不断变化和重新组合的状态中，有些变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东欧各国的前途不甚明朗，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特别是在美、日、欧三大经济政治中心之间，争夺政治主导权、科技优势和投资场所的斗争将 《论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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