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性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
笋般相继出现。每一个经济单位都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使中国大地出现了蓬勃生机。这场改革成了当今中国发展的巨大动力，邓小平也被一些外国人誉为当代中国改革之父。
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智慧和胆识，对时代主题做出科学判断，提出了一系列务实对策，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外开放国策，使中国摆脱封闭状况，走向世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一个大国应有的作用。
邓小平指出：“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邓小平选集》第三卷367页）邓小平是对外开放的决策者和亲自实践者，他首先把突破口放在离香港最近的深圳。1979年7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等地试办经济特区，不到五年深圳成了东方一颗耀眼明珠。深圳实践的成功又促进了进一步对外开放。1984年5月，中央决定开放大连、青岛等十四个沿海城市；1985年2月，又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开放为沿海经济开发区；1992年国家进一步开放6个沿海港口城市、13个内陆边境城市和18个内陆省会城市，批准设立保税区。开放的春风，从珠江到黑龙江，从长江口延绵到丝绸之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力的促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实践的发展以其不可质疑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英明的，中国已经走向世界。
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时刻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邓小平又把注意力放在祖国统一大业上。近代香港和澳门被英国和葡萄牙分别侵占，毛泽东、周恩来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历史原因一直悬而未决。邓小平高瞻远瞩，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中美建交，中国的强大，从而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人士时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是从中国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中国自己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而且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种方式：一个用谈判方式，一个用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总要谈判的双方或者三方面都能接受。我所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思想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段，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邓小平选集》第三卷59页）“一国两制”的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香港、澳门、台湾的历史和现实，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接着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刚毅的胆略和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同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外交鏖战。连撒切尔夫人也赞扬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天才创造，是行的通的。1997年、1999年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一洗百年国耻，同时对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纵观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都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从亿万群众的实践出发的，从实践中发现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邓小平理论中以一贯之的红线。
三、实践性体现了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邓小平在评价自己的改革开放事业时曾说：“国外有人说我主张改革开放，是改革派。在这方面，我是改革派。但是，如果说主张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准确的说法是，我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选集》第三卷209页）尊重实际，尊重实践，是邓小平身体力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正如一些外国学者所评价的，邓小平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是一位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他不高喊什么空洞的口号，他看不起那些高谈阔论脱离实际的理论家，并指责他门是死搬教条的保守主义。他把目标一直盯在让人民富起来。
邓小平习惯用明快简洁的语言来表达朴素的真理，且易为群众所接受。如1962年，他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里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邓小平选集》第三卷323页）这个众所周知的“猫论”，在文革中曾被冠以修正主义、实用主义、唯生产力论等罪名大加讨伐。笔者认为，这段话仍然是真理。一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二是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三是不一刀切，尊重群众的实践和创造。可悲的是，现在仍有少数人仍在挑这句话的毛病，说是只讲目的，不讲手段。难道不捉老鼠的猫才是好猫吗？
第二是“摸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不止一次的讲，要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是十足的唯物主义。中国需要改革，但改革是条十分艰难的路，因为社会主义的固有模式，十几年极左思想的影响，个人迷信的泛滥，人们的守旧心理构成了重重障碍。邓小平知道，这是一条充满险恶的没有航标的运行，不仅需要清醒和理智，百折不挠的斗志，还要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要顾及民众的接受力和承受力。回顾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我们就是这样由点到面、由浅入深“摸”过来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象邓小平那样进行这样一场没有暴力的、成功的全面改革。
第三是不争论。邓小平讲：“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邓小平选集》第三卷374页）改革途中一直贯穿着僵化与解放，保守与
邓小平理论有其务实、明快的鲜明特色，以上所举三例说明。这些也表现在他的行为方式上，他不知疲倦的奔波在祖国大地上，从东北到特区，从黄浦江畔到乌鲁木齐都留下他的足迹，他的声音。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智慧，率领十三亿人民进行新的长征，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国际共运史上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不仅在于自身的逻辑性，更重要的是来自实践并成功地指导实践，通过实践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就是实践性。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今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中，必然会与时俱进，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62821.html
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智慧和胆识，对时代主题做出科学判断，提出了一系列务实对策，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外开放国策，使中国摆脱封闭状况，走向世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一个大国应有的作用。
邓小平指出：“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邓小平选集》第三卷367页）邓小平是对外开放的决策者和亲自实践者，他首先把突破口放在离香港最近的深圳。1979年7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等地试办经济特区，不到五年深圳成了东方一颗耀眼明珠。深圳实践的成功又促进了进一步对外开放。1984年5月，中央决定开放大连、青岛等十四个沿海城市；1985年2月，又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开放为沿海经济开发区；1992年国家进一步开放6个沿海港口城市、13个内陆边境城市和18个内陆省会城市，批准设立保税区。开放的春风，从珠江到黑龙江，从长江口延绵到丝绸之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力的促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实践的发展以其不可质疑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英明的，中国已经走向世界。
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时刻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邓小平又把注意力放在祖国统一大业上。近代香港和澳门被英国和葡萄牙分别侵占，毛泽东、周恩来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历史原因一直悬而未决。邓小平高瞻远瞩，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中美建交，中国的强大，从而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人士时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是从中国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中国自己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而且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种方式：一个用谈判方式，一个用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总要谈判的双方或者三方面都能接受。我所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思想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段，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邓小平选集》第三卷59页）“一国两制”的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香港、澳门、台湾的历史和现实，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接着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刚毅的胆略和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同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外交鏖战。连撒切尔夫人也赞扬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天才创造，是行的通的。1997年、1999年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一洗百年国耻，同时对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纵观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都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从亿万群众的实践出发的，从实践中发现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邓小平理论中以一贯之的红线。
三、实践性体现了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邓小平在评价自己的改革开放事业时曾说：“国外有人说我主张改革开放，是改革派。在这方面，我是改革派。但是，如果说主张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准确的说法是，我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选集》第三卷209页）尊重实际，尊重实践，是邓小平身体力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正如一些外国学者所评价的，邓小平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是一位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他不高喊什么空洞的口号，他看不起那些高谈阔论脱离实际的理论家，并指责他门是死搬教条的保守主义。他把目标一直盯在让人民富起来。
邓小平习惯用明快简洁的语言来表达朴素的真理，且易为群众所接受。如1962年，他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里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邓小平选集》第三卷323页）这个众所周知的“猫论”，在文革中曾被冠以修正主义、实用主义、唯生产力论等罪名大加讨伐。笔者认为，这段话仍然是真理。一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二是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三是不一刀切，尊重群众的实践和创造。可悲的是，现在仍有少数人仍在挑这句话的毛病，说是只讲目的，不讲手段。难道不捉老鼠的猫才是好猫吗？
第二是“摸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不止一次的讲，要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是十足的唯物主义。中国需要改革，但改革是条十分艰难的路，因为社会主义的固有模式，十几年极左思想的影响，个人迷信的泛滥，人们的守旧心理构成了重重障碍。邓小平知道，这是一条充满险恶的没有航标的运行，不仅需要清醒和理智，百折不挠的斗志，还要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要顾及民众的接受力和承受力。回顾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我们就是这样由点到面、由浅入深“摸”过来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象邓小平那样进行这样一场没有暴力的、成功的全面改革。
第三是不争论。邓小平讲：“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邓小平选集》第三卷374页）改革途中一直贯穿着僵化与解放，保守与
开放，本本与创新的斗争，有时是激烈的。君不见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企业的股份制，从特区的开放到市场经济的确立，都经历了一连串的争论。邓小平讲不争论，一是争论的前提不清楚，如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由于极左的影响，一些人往往形成左视眼，认为越左越革命，争论来争论去搞不清楚。二是争论来争论去，把时间耽误了，不争论是节省时间干。三是大胆地试，大胆的闯，让群众的实践讲话，允许看，允许试，对了就坚持放开，错了就纠正。不争论不是不要原则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主要看是否由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地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选集》第三卷372页）
邓小平理论有其务实、明快的鲜明特色，以上所举三例说明。这些也表现在他的行为方式上，他不知疲倦的奔波在祖国大地上，从东北到特区，从黄浦江畔到乌鲁木齐都留下他的足迹，他的声音。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智慧，率领十三亿人民进行新的长征，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国际共运史上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不仅在于自身的逻辑性，更重要的是来自实践并成功地指导实践，通过实践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就是实践性。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今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中，必然会与时俱进，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
《实践性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第2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