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性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
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也是同旧唯物主义的一个显著区别。邓小平理论继承、发展了这一根本观点，它以实践为基石，立足于新的实践，在实践中发展，又回归和指导实践，在实践中获得了蓬勃生机。实践性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或曰基本特征。
一、实践性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
论及邓小平理论的产生，首先要追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训和失误。不可否认，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使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使近代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站起来了，但没有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他脱离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国情，从主观愿望出发，基本照搬苏联模式，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喊出“十五年赶英，二十年赶美”的口号，结果国民经济来了个“大跃退”，使中国如同回到解放前的“三年困难时期”。形势稍有好转，又以阶级斗争为纲，于1966年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带来的灾难使中国人民历经了磨难，国民经济滑到了崩溃的边缘。在精神上，文化革命的阴影至今没有消除。究其原因，主要是毛泽东违反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陷入了本本主义和急进盲动的泥淖。虽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从全局来看模式的选择和运行方式是失败的。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人民似乎可以喘口气了，但当时毛泽东的接班人继续推行文化革命中的极左路线，推行“两个凡是”，结果又使中国笼罩在乌云迷雾中，“两个凡是”成了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拨乱反正的拦路虎。人民从经验中体会到社会主义并没有带来多少实惠，普遍感到精神的迷茫和物质的缺失，人们开始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进行反省、反思。
纵观世界形势，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当今世界两大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发展中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着当代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特别是苏东剧变对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场艰巨的考验。社会主义还行不行、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这些重大的问题摆在世人面前。正如邓小平所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主要表现在看谁能创造出更高的生产率。
马克思在评价文艺复兴时说：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巨人的时代。刚从极左磨难中爬出来的中国民族，需要这种巨人，需要这样一个改革的实干家。于是，邓小平又一次从历史中站出来了，开始了新的长征。他以远见卓识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权威，从僵化的思想中，从个人迷信中，从左的禁区中走出来。
在视察东北时，他走一路讲一路，批文化革命中左的错误，批“两个凡是”，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为以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准备。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在大会上讲：“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的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邓小平选集》第二卷141页）
综上所述，邓小平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头脑中固有的，而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中特别是在批判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中产生的。他在中国形势转折关头和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时应运而生，是时代的呼唤、亿万人民实践的升华。
二、实践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中的一条红线
马克思、恩克斯在讲到自己的理论时曾多次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邓小平不唯书、不唯上、不满足现成的结论，而是按照导师的逻辑思维，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探索自己的路子。
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历史文明、而近代又倍受灾难的中华民族，究竟向何处去？这是邓小平苦苦思索的中心。社会主义的原创性、中国的经验和教训、国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都在他的视野之中。老祖宗不能丢，但教条的僵化的社会主义 已被实践所证伪。于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了问题的核心，正是围绕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实践，才有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完善。正如邓小平自己总结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通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社会主义特色，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选集》第三卷203页）
针对我国相当长时期内脱离实际而采取的一些“左”的政策，邓小平认真分析了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是一个有长期封建历史的国度，基本是小农经济，生产力还不发达，且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由此作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指出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不能脱离实际，不能再干超越阶段的蠢事。
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在批判教条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中，邓小平进一步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当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选集》第三卷373页）。这些话说出了老祖宗没有说出的道理，用简洁明快的语言道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以人为本的目标。
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提出了改革的方略，彻底革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旧框框。他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肯定了安徽、四川等地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创造，并向全国推广，使农业首先摆脱了困境
农村改革的成功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经验。1984年具有战略眼光的邓小平又不失时机的把改革推向城市、工业、商业、领导制度，使中国的改革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又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了一步：“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选集》第三卷373页）至此，邓小平再次把对社会主义摸式的认识推进了一步。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国家的计划一减再减，权力一放再放。“三资企业”、民营企业、股票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等如雨后春 《实践性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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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性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
论及邓小平理论的产生，首先要追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训和失误。不可否认，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使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使近代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站起来了，但没有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他脱离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国情，从主观愿望出发，基本照搬苏联模式，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喊出“十五年赶英，二十年赶美”的口号，结果国民经济来了个“大跃退”，使中国如同回到解放前的“三年困难时期”。形势稍有好转，又以阶级斗争为纲，于1966年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带来的灾难使中国人民历经了磨难，国民经济滑到了崩溃的边缘。在精神上，文化革命的阴影至今没有消除。究其原因，主要是毛泽东违反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陷入了本本主义和急进盲动的泥淖。虽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从全局来看模式的选择和运行方式是失败的。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人民似乎可以喘口气了，但当时毛泽东的接班人继续推行文化革命中的极左路线，推行“两个凡是”，结果又使中国笼罩在乌云迷雾中，“两个凡是”成了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拨乱反正的拦路虎。人民从经验中体会到社会主义并没有带来多少实惠，普遍感到精神的迷茫和物质的缺失，人们开始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进行反省、反思。
纵观世界形势，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当今世界两大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发展中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着当代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特别是苏东剧变对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场艰巨的考验。社会主义还行不行、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这些重大的问题摆在世人面前。正如邓小平所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主要表现在看谁能创造出更高的生产率。
马克思在评价文艺复兴时说：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巨人的时代。刚从极左磨难中爬出来的中国民族，需要这种巨人，需要这样一个改革的实干家。于是，邓小平又一次从历史中站出来了，开始了新的长征。他以远见卓识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权威，从僵化的思想中，从个人迷信中，从左的禁区中走出来。
在视察东北时，他走一路讲一路，批文化革命中左的错误，批“两个凡是”，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为以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准备。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在大会上讲：“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的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邓小平选集》第二卷141页）
综上所述，邓小平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头脑中固有的，而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中特别是在批判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中产生的。他在中国形势转折关头和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时应运而生，是时代的呼唤、亿万人民实践的升华。
二、实践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中的一条红线
马克思、恩克斯在讲到自己的理论时曾多次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邓小平不唯书、不唯上、不满足现成的结论，而是按照导师的逻辑思维，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探索自己的路子。
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历史文明、而近代又倍受灾难的中华民族，究竟向何处去？这是邓小平苦苦思索的中心。社会主义的原创性、中国的经验和教训、国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都在他的视野之中。老祖宗不能丢，但教条的僵化的社会主义 已被实践所证伪。于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了问题的核心，正是围绕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实践，才有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完善。正如邓小平自己总结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通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社会主义特色，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选集》第三卷203页）
针对我国相当长时期内脱离实际而采取的一些“左”的政策，邓小平认真分析了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是一个有长期封建历史的国度，基本是小农经济，生产力还不发达，且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由此作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指出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不能脱离实际，不能再干超越阶段的蠢事。
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在批判教条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中，邓小平进一步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当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选集》第三卷373页）。这些话说出了老祖宗没有说出的道理，用简洁明快的语言道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以人为本的目标。
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提出了改革的方略，彻底革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旧框框。他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肯定了安徽、四川等地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创造，并向全国推广，使农业首先摆脱了困境
，随后几年以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农民得到了实惠，为整个国家发展和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
农村改革的成功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经验。1984年具有战略眼光的邓小平又不失时机的把改革推向城市、工业、商业、领导制度，使中国的改革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又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了一步：“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选集》第三卷373页）至此，邓小平再次把对社会主义摸式的认识推进了一步。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国家的计划一减再减，权力一放再放。“三资企业”、民营企业、股票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等如雨后春 《实践性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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