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不妨做做“农退”文章

均衡增长过程。区域经济比较优势是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的，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生产要素和主导产业总是根据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和利润最大化原则自由选择最佳区域，相应的产业布局的调整总是保证发达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化初期，西方各国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社会化大工业成为优先发展产业，城市化的及时跟进又使得大城市成为现代工业的集聚地和区域经济地增长极，由此原来的产业分布格局被打破，在整个国家的范围内，高效农业与现代工业分别在更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区域内重新整合、分布和集中，劳动区域分工与产业布局逐步趋向合理。如美国的区域经济自东向西依次推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开展特征，这些特征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这三大城市的兴起过程中都有集中反映：从19世纪初至20年代，商业贸易往来作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促进了纽约的繁荣；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工业化与城市化进入鼎盛时期，中西部形成一个新的工业区，芝加哥脱颖而出；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第三产业长足发展，洛杉矶实力大增，以三大城市为中心，形成了三大经济圈，鼎足而立，相得益彰。与此相对应，美国农业生产区域自东向西逐步转移，农业生产在全国范围内和较大的地区之间形成了日益明显的分工，形成了玉米带、棉花带、畜牧带、烟草带、水果带、小麦带等10大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带，形成了十分明显的区域化分布和专业化生产的特点。自此以后，美国区域经济形成了有重点开发和合理利用资源的产业布局结构，保证了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鉴于我国国情不同，各地情况也千差万别，无法也不必要照搬别国模式，但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内在联系、演进规律是相同的。从中我们可以全面深刻理解经济发达地区“农退”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积极意义，找到解决“三农”问题的全新思路。首先，工业化、城市化为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创造了极好的机遇。工业化、城市化是推进现代化的“两个轮子”，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轴”，在本世纪开始的头二十年，谁抓住了这个机遇，谁就掌握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掌握了有效化解城乡发展一系列突出矛盾的主动权。其次，一定时期内工业化、城市化要优先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现代工业经济、城市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大大下降，现代化大工业、大城市在一些地区优先发展并发挥主导作用，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业、农村必须经过工业化、城市化的洗礼才能如“凤凰涅pán＠①”，展现出全新的面貌。第三，经济增长不能“只见物不见人”。现阶段“三农”问题的焦点是人的问题，不让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顺利进入城市，就会割裂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正常关系，不仅无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势必会阻碍整个经济的发展。第四，“农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农退”是农业比重下降和农业人口减少的过程；就发达地区而言，随着非农产业的高速发展，外资、民资大量涌入，“农退”还是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要素的重新优化配置的过程，这都会带动三次产业布局在更大区域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整合。从全局、长远角度想问题，发达地区“农退”是必须的“退”，是积极的“退”，先“退”才能先“进”，早“退”才能早“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大胆一些，更彻底一些。
　　　　三、立足本地实际，大胆改革创新，着眼于全面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做好做实“农退”这篇新文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不断改革创新是农村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改革创新没有止境，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思维定式，在一定程度上仍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在农业、农村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就苏南地区而言，先后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和乡镇企业改制两次重大改革，新世纪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积极实施以“农退”为重点的发展变革，必将又一次极大地解放和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和转折关头，总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甚至遭到非议，成功与否关键看能否让农民满意、让农民得到实惠。“农退”是符合农民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在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一切源于本本的说教和不切实际的条条框框，必然会被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旺盛生命力和基层农民改革探索的实践所突破。我们要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农退”这件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办好办实。
　　首先，要退出“农耕”传统。现代工业和城市经济，最终不可能脱离现代农业的经济基础而独自前行；而提升农业水平、发展现代农业首先必须把退出“农耕”传统作为切入点。
　　一是要从全局范围合理调整农业的区域布局。无论是从全国范围还是从省、市或更小区域范围内考察，农业区域结构雷同、地区比较优势不能充分发挥，是造成农产品卖难和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的重要原因。这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过份强调保障粮食供给的政策取向有关，以至于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苏南所有县级市都是国家级棉油生产大县。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宣布苏南的红皮小麦、广东的早灿稻等传统粮食作物退出保护价收购序列，一时曾让农民处

于无所适从的境地。90年代末，国家又决定集中力量支持中部粮食主产区，苏南等沿海发达地区及大中城市郊区不再要求粮食自求平衡，可以退出粮田放手调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效农业和出口创汇农业。这虽然是受制有限财力作出的不得已的政策选择，却承认和基本体现了市场导向下产业布局优化整合的客观规律。但回过头来看，这一政策是留有余地的，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由于将沿海发达地区农民推向市场后，很快又出现了新一轮地区同构、农产品过剩的现象。因此，一个科学合理的农业布局调整政策，还应把握农业布局转换与农民就业转轨的关系，辅之以调整农村就业结构的政策。在这个大前提下，各地才能以市场为导向顺利地退出传统农耕，在区域分工和差别化竞争中大力发展特色农业。
　　二是要切实抓好农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农业结构性调整，不能像以往那样只是简单地解决多种点什么、少种点什么或是多养点什么、少养点什么的问题，而是要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要加快农业产品结构调整，一方面要改变农产品品种较为单一的状况，努力实现农产品品种多元化；另一方面，要改变农产品单靠数量论英雄的状况，努力增加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档次（如高筋小麦、高油玉米、瘦肉型猪等），使农产品从低质向高质发展。依靠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都市农业、设施农业和有机生态农业，使这一夕阳产业逐步“青春化”。尤其要鼓励农民发展“1.5产业”，即：把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储藏、保鲜和运销业，增加农产品附加值。鼓励传统农业向服务业转化，尽可能多地开发出像观光农业这种类型的产业。要加快农业区域结构的调整。在调整结构中，必须有发展当地特色经济的主动意识，因地制宜发挥资源、市场、经济、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开发本地优势农产品，逐步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业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要加快农业市场结构调整。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不能关起门来进行，必须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扩大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发展创汇农业。加入WTO后，虽然我们的粮食生产已经丧失竞争优势，但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蔬菜、瓜果、花卉、猪肉、水产品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优质大米、无公害油菜也有较强的竞争力。对于这些农产品要加以扶持，鼓励其出口创汇。
　　三是要下功夫研究和解决小生产和大市场对接问题。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和大市场存在极大的矛盾，过于分散的农民几乎承担着全部的市场风险，却无法分享加工、运销、增值而产生的丰厚利润，导致农民不能根据市场需求及时应变。为此，各级要及时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尽快使农业走向产业化，延长农业产业链，形成产、加、销有机结合与相互促进的机制，加快培育和发展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村流通中介组织，特别是要建立农民自己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不仅有利于发挥专业化分工的优势，而且还有利于避免因分散经营带来的市场风险。更重要的是，有了农民自己的组织，就能够增强其在市场中的谈判能力，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其次，要退出“农本”思想。众所周知，我国自古以来历来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农本论”是中国古代农政的精髓，也是那个时代的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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