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不妨做做“农退”文章

　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要有新思路。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在“三农”问题上具有深刻内涵的创见。这一创见，突破了就“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框框，进一步明确了在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必须是着眼社会全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倘若离开这个大背景，无视这个总抓手，仅在农业或农村内部搞这样的调整、那样的改革是远不够的。应该说，这是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正是由于这一思想的启迪，触动了我较长时期以来就有所思的一些想法，在“农退”的概念下集合、鲜明了起来。我以为，至少在我们苏南发达地区，已经可以通过跳出“农”字做“农退”文章来解决“三农”问题了。所谓“农退”文章，具体来讲就是：要敢于退出“农耕”，充分利用工业化积累的资本改造传统农业，发展跨越“粮食安全”的工厂现代农业；要敢于退出“农本”，彻底摒弃“食天农本”的狭隘小农经济意识，充分利用城市化平台刷新农村发展的轨迹；要敢于退出“农田”，冲破封闭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和生产力布局，营造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农退”归根结底就是要从苏南地区经济社会已经较为发达的实际出发，在不放松挖掘农业内部潜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转移，加快缩小农村的地域和减少农民的数量，这样就为根本解决“三农”问题铺展开了更为广阔的通途。
　　　　一、新时期愈加凸现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各种深层次矛盾迅速表面化，迫切需要我们贯彻“统筹发展”思想“以退为进”闯出新路子
　　“九五”期间，我国主要农产品的供求以超乎人们预料的速度实现了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但在基本实现温饱目标、农产品供求数量矛盾基本缓解后，一些地区城乡二元结构的特质很快凸现了出来：一方面，来自于农的初级传统供给力继续极大增长，另一方面，当今市场的现实需求却已更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层次。于是，现实农村的问题不断向深层次演化，从经济、社会运行角度看，至少存在五大现实问题：
　　（1）农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由于长期受过分偏好数量目标的政策影响，加之国内市场体系发育还不充分，价格信号难以发挥对生产的调节作用，致使农产品供给与市场需求不能得到有效平衡和对接。就粮食生产而言，1995年以来连续五年获得好收成，至1999年底，国家粮食部门的库存达到了5500亿斤，农民人均存粮达到1324斤，扣除生产生活所需，人均余粮在500斤左右，全国农民余粮总量在4500亿斤左右，两项合计，当年我国全社会粮食剩余量达10000亿斤，相当于全国一年的总产量。
　　（2）农业劳动力剩余的压力越来越大。据统计，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里，我国的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可以吸纳农村劳动力1260多万人，到1996年时达到高峰，累计吸纳了1.3亿元农民身分的工人。但1997年开始减少，当年减了450多万，次年又减了500多万，目前又回落到1亿多人的水平。2001年底，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江苏常州市农业劳动力仍占总量的39％，同期全江苏省为45％，而全国则超过50％。有限耕地上农业劳动力总量居高不下，要么反映为农业劳动效率低下，否则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这是农民难以富裕的根本原因。
　　（3）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困难。以江苏常州市为例，1996—1999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加142元，年均增长1.1％，这比1986—1996年平均增幅下降了17.2个百分点；从全国看，从1978年到1988年的10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实际增幅曾高达年均9％，但从1996年往后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幅就跌到了5％以下，其中最低年份为2000年只有2.1％；而就全国的粮食主产区来言，这些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则根本就是下降的。2000年以后，农民人均收入虽出现了整体回升，但要持续较快增长难度很大。
　　（4）农村社会管理系统越来越不能适应农村发展的要求。乡（镇）、村两级组织虽然是一级政府和法定的村民自治组织，但职能和行为实际上都偏重于社区内部行政管理，在组织和引导农民进入城镇、进入市场、提高社会保障和实现充分就业等方面则显得力不从心、办法不多，明显不适应农民的要求。因此，农村中普遍反映，现在农民有“六缺”：发展生产缺技术、进入市场缺引导、产品加工缺企业、项目经营缺资金、土地承包缺稳定、致富增收缺门路。这“六缺”，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村群众眼下的迷惘和窘困。
　　（5）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越来越适应不了市场经济的要求。长期以来，受“农本”、“粮纲”思想的支配，我国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措施，过于集中在对主要农产品的价格保护上，而又因我国以家户为主的小农经济面广量大且生产效率很低，致使政府虽然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农村经济却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转型，农村发展急需的基础设施投入欠帐越积越多。到目前为止，我国农业仍然属于弱质产业，农民仍然处于弱势群体，农村地位在向弱化滑坡，这就不能不引起党和人民忧心忡忡。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三农”工作中遇到的这些令人揪心的问题，已经无法再用传统的领域内分析的方法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束缚农民种田务农积极性的生产关系已经得到了根本的调整，农业耕作的科技水平也已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农村土地对农产品产出的承载能力在成倍地释放，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这些都是举世公认的。那么，为什么当前农村仍会出现上述问题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新时期愈益凸显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三农”问题已经越出了它本来的范畴，在更深的层次上产生了矛盾碰撞。这种深层次的矛盾碰撞，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农民身份与居民身份的矛盾碰撞。现阶段“农民”并非是一种职业的称谓，它主要是一种身份的称谓。被称作“农民”的人，仅仅表明他不具有市镇居民的身份，即享受不到城市政府政策规定的种种福利与补贴，而与他们具体从事的职业，实在没有多少联系。这种严格的身份管理制度，尽管当初有其形成的充分理由，但在自身发展中客观上却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其一是导致目前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进而影响了产业结构升级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其二是阻隔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生产要素流动和重组，使农村和农民失去了大量的发展机会。
　　二是农业贡献转型与工业化进程的矛盾碰撞。经济学家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概括为四大贡献：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这些贡献的效能是不一样的，处于不同调整和转换之中。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农业的市场贡献上升到首要位置，这种市场贡献是由农产品与非农产品交换所产生的经济联系、工业化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吸纳及由此增加的社会购买力两大途径实现的。换句话说，如果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幅度大，则农业市场贡献份额就大，反之就小。从现实情况分析，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民购买力萎缩，工业品的消费增长乏力且波动很大。因此，在工业化中后期，如果还是一味强调农业的产品贡献、要素贡献（或资金贡献），而忽视吸纳农业

剩余劳动力进而不断提高农民购买力水平，那么不仅工业增长得不到支撑，最终也要破坏农业本身的成长。
　　三是小城镇发展与城市化发展的矛盾碰撞。从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看，大中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是由工业化直接带动并成长起来，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工业化与城市化两者进程基本同步，当工业在GDP中的比重达到30％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接近50％，当工业化水平达到50％，城市化水平为60—70％。但从我国情况看，城市化却远未能跟上工业化的发展步伐。有资料表明，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为37.7％，比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比同等工业化水平的国家低约20个百分点。仍以常州市为例，尽管该市已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其工业增加值占全市GDP已达56.7％，但城市化水平仅为56％（其中农村集镇居民还占15％），这显然是严重滞后的。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苏南地区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主要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与此相对应，城市化主要是就地发展小城镇，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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