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关注民生问题的故乡渊源
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感觉所受压迫日重，于去年二月间即起而组织。到十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
其时，毛泽东在韶山开展活动公开的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党员，韶山国民党地方党组织即第七党支部便是毛泽东一手建立，毛泽东为常务委员。
3.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及武装斗争
毛泽东成立雪耻会以后，积极组织雪耻会成员成立宣传队、演讲会，进行宣传、演讲、游行等活动。宣传帝国主义在华罪行，呼吁民众抵制洋货，“五卅惨案”以后，又组织了一次三四百人的反日游行，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影响。
毛泽东深感农民长期以来没有受教育的权利，而韶山本地的教育会、学务委员会又把持在地主阶级的手中，为了打破这种垄断，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由庞叔侃、李耿侯、贺尔康负责，发动进步教师，在教育会、学委会会员大会上改组了教育委员会，使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占据了大部分的公立和私立学校校长及学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位置。
同时，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韶山特别支部在组织发动韶山农民进行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经济斗争上最大的举措是平粜阻禁，其规模之大、方式之激烈在韶山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矛头直指韶山最大的地主成氏家族。1925年韶山遇到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农民颗粒无收，韶山地主却囤积居奇，不仅乘机抬高米价，还将谷米运到湘潭等地进行贩卖获取高额利润。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国共产党韶山特别支部组织一千多农民与地主进行说理斗争，最终取得胜利。
毛泽东点燃的这把革命之火，此后在韶山得到了进一步的蔓延和扩大，觉悟起来的农民继续将革命推向更深更广。
1925年12月，湘潭县特别区农民协会和湘潭县第一区农民协会在清溪镇和银田寺秘密成立，到第二年3月，中国共产党韶山总支委员会也成立了，党员人数也发展到了110人。1926年初，在韶山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湘潭特别区委员会、儿童团、教职员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女界联合会、手工业联合会和商民协会等群众组织。
以成氏家族为首的地主阶级逐渐走向了末日，1926年秋，湘潭特别区和第一区农民协会，分别推翻成胥生、汤峻岩把持的上、下七都团防局，夺取枪械，建立农民自卫队。自此，韶山农民运动达到了最高潮。
4.考察并及时总结农运经验
毛泽东后来曾这样夸奖当时的农民运动，他说“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面对这一局势，国民党右派和一些中间派分子开始动摇起来，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毛泽东于1927年1月5日至10日，对韶山的农运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
5日，毛泽东到达韶山冲，毛福轩带了第一乡农民三四百人敲锣打鼓前来迎接，晚上9点，毛泽东在白庙正厅召开了一个调查会，与会成员有党员、农协、商会和妇女各界代表30余人，毛泽东按照事先列出的提纲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与大家展开讨论，耐心地倾听群众的意见，与大家仔细分析解决农运中出现的问题。
毛泽东总结认为，革命的关键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办好农协。他说：“我今天下午在大会上讲过，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主要是指的贫农。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大家回想一下，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不论哪项工作，哪项斗争，贫农总是当先锋，他们是豪绅地主的死对头，这是你们亲眼看见的。三支团农协的工作要开展，斗争要加强，会员要扩大，组织要巩固……这一切问题的关键问题，你们自己已经得出结论了么？”大家笑着说：“贫农的领导。”毛泽东点点头说：“秀士乡农协都是贫农，清一色的，领导办事当然方便，但这不符合联合中农的实际要求。在委员中一定要有中农的代表，他可以反映中农的意见和要求，这一点请秀士乡的代表回去，讲清道理，在组织上有所改进。”
对于破坏农运的行为，毛泽东指出要坚决打击，当有人指出：下七都原团防局局长汤峻岩和罗书林，任局长以来，暗中成立保产党，与农协作对，毛泽东便说道：“过去有十几个人死在他们手里，现在还在破坏农民运动，有他就没有我们，今天有了我们就不能有他！革命嘛，又不是请客吃饭！杀个把罪大恶极的坏人，是打击反动势力的一种有效办法。我们坚决支持你们这场斗争……”
第二天，毛泽东步行来到清溪寺，当天在毛震公祠召开的大会上，毛泽东高兴地说到以前有族权、夫权。现在都打倒了，他还让妇女坐头席。毛玉坤老人曾回忆说： “主席到震公祠时，妇女去的多，总共一二百人，主席讲：过去妇女受压迫，现在翻了身，能进祠堂，妇女要坐上头。主席教我们要团结起来，说地主只占百分之几，贫下中农占百分之几十。……他还讲：革命还不要大爆炸，我们枪杆子还掌握的太少，还要发展武装，要把枪杆子、印把子掌握在手里。”
三、以故乡为实验场解决民生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韶山的革命实践，从理论上来说，其一，不仅为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感性材料和重要依据，同时还是毛泽东农民革命理论的检验场，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主力军观点、建立农民革命武装力量的观点、土地改革的观点便是在韶山农运中得到了初步实践。
在探索农民问题上，毛泽东深深扎根在农村，扎在农民之中。1925年和1927年毛泽东前后两次回韶山领导考察韶山的农民运动，将韶山的农民运动组织得有条有理、热火朝天，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这是韶山农民运动的开始，他带来的新的思想、新的前途、新的方向，为处于困境中的韶山农民以及周边地区的农民运动训练了队伍，准备了力量。纵观毛泽东的一生，这也是他组织农民运动的开始，并为他的人生实践和思想发展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毛泽东后来曾向斯诺回忆说：“以前，我们有意识到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民协会，这就激起了地主的愤怒，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来抓我，于是我逃到了广州。”
韶山的革命实践，让毛泽东对农民有了重新的认识，只要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教育，农民一样拥有很高的革命热情，一样可以组织起来，它所爆发出来的力量是可以改天换地的。美国史学家布兰特利，沃马克也敏锐地看到了毛泽东的这一变化：“毛泽东在湖南的第一手经验（1925年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经历）被证明是他政治思想上的一个分水岭。他重新熟悉了农村的状况，成功地组织农民响应各种全国性事件，并感受到军阀作为地主利益保护者所起的作用——所有这些都为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国民革命的目标和动力，提供了实践的基础。”
1925年12月和1926年1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等文章，将自己的实践升华为理论。他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
1927年，毛泽东又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瞿秋白特意为该书作序，在序言中，他写道：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农民要这些政权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
其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生思想。
民生问题涉及人民在劳动基础上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分享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的权利、享受教育和受教育的权利以及选举权、被选举权等等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及未来权益，毛泽东在故乡的实践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这些权利。
马克思主义的民生思想中，认为“历史是群众的事业”，而毛泽东在韶山的革命实践，让他深刻地体会到了占社会大多数人口的农民阶级的力量，由此，他后来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著名论断，他强调“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正是由于在韶山的革命实践，使毛泽东在此后的革命道路上一直非常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的民生思想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第一，注意将农民及土地问题作为党的工作的中心，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民生问题的关键：经济权和起码的生存权；激发民众翻身求解放过上美满幸福生活的意识和行动。
1928年，从中国共产党颁布《井冈山土地法》开始，毛泽东便一直努力致力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从土地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均相继颁布了各种关于土地问题的法律和法规，直到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最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中第一条总原则就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至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彻底地被消灭。
毛泽东始终关注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将关心群众的生活、为群众谋利益看作是争取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曾经说过：“革命战争是人民的战争”，只有“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翻身了的穷苦百姓才会拥护你。解放战争时期，农民踊跃报名参加，自发组织担架队、搬运队支援革命就是最好的体现。
第二，注重文化教育，解决教育和受教育的权利，激发民众的平等意识和行动。
从韶山的革命实践可以看到，毛泽东非常重视群众的教育问题。
一方面他重视群众受教育的权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说过：“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子和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 “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群众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政治和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就“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在毛泽东主持下通过的第一部宪法更是明确规定我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
另一方面他认为应采用多种形式的教 《毛泽东一生关注民生问题的故乡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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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毛泽东在韶山开展活动公开的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党员，韶山国民党地方党组织即第七党支部便是毛泽东一手建立，毛泽东为常务委员。
3.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及武装斗争
毛泽东成立雪耻会以后，积极组织雪耻会成员成立宣传队、演讲会，进行宣传、演讲、游行等活动。宣传帝国主义在华罪行，呼吁民众抵制洋货，“五卅惨案”以后，又组织了一次三四百人的反日游行，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影响。
毛泽东深感农民长期以来没有受教育的权利，而韶山本地的教育会、学务委员会又把持在地主阶级的手中，为了打破这种垄断，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由庞叔侃、李耿侯、贺尔康负责，发动进步教师，在教育会、学委会会员大会上改组了教育委员会，使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占据了大部分的公立和私立学校校长及学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位置。
同时，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韶山特别支部在组织发动韶山农民进行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经济斗争上最大的举措是平粜阻禁，其规模之大、方式之激烈在韶山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矛头直指韶山最大的地主成氏家族。1925年韶山遇到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农民颗粒无收，韶山地主却囤积居奇，不仅乘机抬高米价，还将谷米运到湘潭等地进行贩卖获取高额利润。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国共产党韶山特别支部组织一千多农民与地主进行说理斗争，最终取得胜利。
毛泽东点燃的这把革命之火，此后在韶山得到了进一步的蔓延和扩大，觉悟起来的农民继续将革命推向更深更广。
1925年12月，湘潭县特别区农民协会和湘潭县第一区农民协会在清溪镇和银田寺秘密成立，到第二年3月，中国共产党韶山总支委员会也成立了，党员人数也发展到了110人。1926年初，在韶山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湘潭特别区委员会、儿童团、教职员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女界联合会、手工业联合会和商民协会等群众组织。
以成氏家族为首的地主阶级逐渐走向了末日，1926年秋，湘潭特别区和第一区农民协会，分别推翻成胥生、汤峻岩把持的上、下七都团防局，夺取枪械，建立农民自卫队。自此，韶山农民运动达到了最高潮。
4.考察并及时总结农运经验
毛泽东后来曾这样夸奖当时的农民运动，他说“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面对这一局势，国民党右派和一些中间派分子开始动摇起来，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毛泽东于1927年1月5日至10日，对韶山的农运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
5日，毛泽东到达韶山冲，毛福轩带了第一乡农民三四百人敲锣打鼓前来迎接，晚上9点，毛泽东在白庙正厅召开了一个调查会，与会成员有党员、农协、商会和妇女各界代表30余人，毛泽东按照事先列出的提纲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与大家展开讨论，耐心地倾听群众的意见，与大家仔细分析解决农运中出现的问题。
毛泽东总结认为，革命的关键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办好农协。他说：“我今天下午在大会上讲过，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主要是指的贫农。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大家回想一下，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不论哪项工作，哪项斗争，贫农总是当先锋，他们是豪绅地主的死对头，这是你们亲眼看见的。三支团农协的工作要开展，斗争要加强，会员要扩大，组织要巩固……这一切问题的关键问题，你们自己已经得出结论了么？”大家笑着说：“贫农的领导。”毛泽东点点头说：“秀士乡农协都是贫农，清一色的，领导办事当然方便，但这不符合联合中农的实际要求。在委员中一定要有中农的代表，他可以反映中农的意见和要求，这一点请秀士乡的代表回去，讲清道理，在组织上有所改进。”
对于破坏农运的行为，毛泽东指出要坚决打击，当有人指出：下七都原团防局局长汤峻岩和罗书林，任局长以来，暗中成立保产党，与农协作对，毛泽东便说道：“过去有十几个人死在他们手里，现在还在破坏农民运动，有他就没有我们，今天有了我们就不能有他！革命嘛，又不是请客吃饭！杀个把罪大恶极的坏人，是打击反动势力的一种有效办法。我们坚决支持你们这场斗争……”
第二天，毛泽东步行来到清溪寺，当天在毛震公祠召开的大会上，毛泽东高兴地说到以前有族权、夫权。现在都打倒了，他还让妇女坐头席。毛玉坤老人曾回忆说： “主席到震公祠时，妇女去的多，总共一二百人，主席讲：过去妇女受压迫，现在翻了身，能进祠堂，妇女要坐上头。主席教我们要团结起来，说地主只占百分之几，贫下中农占百分之几十。……他还讲：革命还不要大爆炸，我们枪杆子还掌握的太少，还要发展武装，要把枪杆子、印把子掌握在手里。”
三、以故乡为实验场解决民生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韶山的革命实践，从理论上来说，其一，不仅为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感性材料和重要依据，同时还是毛泽东农民革命理论的检验场，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主力军观点、建立农民革命武装力量的观点、土地改革的观点便是在韶山农运中得到了初步实践。
在探索农民问题上，毛泽东深深扎根在农村，扎在农民之中。1925年和1927年毛泽东前后两次回韶山领导考察韶山的农民运动，将韶山的农民运动组织得有条有理、热火朝天，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这是韶山农民运动的开始，他带来的新的思想、新的前途、新的方向，为处于困境中的韶山农民以及周边地区的农民运动训练了队伍，准备了力量。纵观毛泽东的一生，这也是他组织农民运动的开始，并为他的人生实践和思想发展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毛泽东后来曾向斯诺回忆说：“以前，我们有意识到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民协会，这就激起了地主的愤怒，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来抓我，于是我逃到了广州。”
韶山的革命实践，让毛泽东对农民有了重新的认识，只要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教育，农民一样拥有很高的革命热情，一样可以组织起来，它所爆发出来的力量是可以改天换地的。美国史学家布兰特利，沃马克也敏锐地看到了毛泽东的这一变化：“毛泽东在湖南的第一手经验（1925年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经历）被证明是他政治思想上的一个分水岭。他重新熟悉了农村的状况，成功地组织农民响应各种全国性事件，并感受到军阀作为地主利益保护者所起的作用——所有这些都为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国民革命的目标和动力，提供了实践的基础。”
1925年12月和1926年1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等文章，将自己的实践升华为理论。他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
1927年，毛泽东又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瞿秋白特意为该书作序，在序言中，他写道：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农民要这些政权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
其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生思想。
民生问题涉及人民在劳动基础上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分享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的权利、享受教育和受教育的权利以及选举权、被选举权等等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及未来权益，毛泽东在故乡的实践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这些权利。
马克思主义的民生思想中，认为“历史是群众的事业”，而毛泽东在韶山的革命实践，让他深刻地体会到了占社会大多数人口的农民阶级的力量，由此，他后来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著名论断，他强调“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正是由于在韶山的革命实践，使毛泽东在此后的革命道路上一直非常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的民生思想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第一，注意将农民及土地问题作为党的工作的中心，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民生问题的关键：经济权和起码的生存权；激发民众翻身求解放过上美满幸福生活的意识和行动。
1928年，从中国共产党颁布《井冈山土地法》开始，毛泽东便一直努力致力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从土地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均相继颁布了各种关于土地问题的法律和法规，直到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最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中第一条总原则就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至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彻底地被消灭。
毛泽东始终关注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将关心群众的生活、为群众谋利益看作是争取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曾经说过：“革命战争是人民的战争”，只有“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翻身了的穷苦百姓才会拥护你。解放战争时期，农民踊跃报名参加，自发组织担架队、搬运队支援革命就是最好的体现。
第二，注重文化教育，解决教育和受教育的权利，激发民众的平等意识和行动。
从韶山的革命实践可以看到，毛泽东非常重视群众的教育问题。
一方面他重视群众受教育的权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说过：“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子和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 “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群众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政治和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就“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在毛泽东主持下通过的第一部宪法更是明确规定我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
另一方面他认为应采用多种形式的教 《毛泽东一生关注民生问题的故乡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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