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艺育德思想
持久动力”。
值得关注的是，当时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积极创造条件给予文化工作者极大的尊重和优待，真正调动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
四、在艰苦的环境下克服困难支持文艺工作，为文艺育德的有效运行提供了条件和制度保障
尽管我们都知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军事上的内外夹击、经济上的极度困难等多重压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相对稳定的敌后环境为文艺事业的繁荣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局部执政环境使得毛泽东有机会抽出时间来把文艺事业作为整个工作的一部分来通盘考虑，为中国共产党文艺育德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和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把文化工作纳入革命总战略，自觉运用文化为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服务，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独特和难得的宝贵经验。
当时，在经费极其紧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创办了鲁迅艺术文学院。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讨论拟定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教育方针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鲁艺为抗战和党的文艺事业，培养了大批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专业知识的文艺人才，这些人才在文艺育德实施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毛泽东的亲自倡议和扶持下，中国共产党还组建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等文艺团体，并力所能及地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如在民众剧团成立之初，毛泽东给了300元钱购买毛驴和汽灯，周恩来、博古每人给了50法币，贺龙除了自己掏腰包20块法币外，还特意把缴获日军的部分战利品送给剧团，这些都为文艺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此外，在当时出台的一些主要制度和文件中，不少都涉及了文艺育德的问题，为文艺育德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代表政治局所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就提出要“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1940年3月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提出要“大大发展农村中戏剧歌咏运动。但应注意于戏剧歌咏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地方化。特别注意于利用旧形式，改造旧形式”。1940年10月，中宣部在《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中，把“指导和进行国民教育”， “指导和推进文化活动”， “影响和指导非党的文化、教育”等纳入各级党的宣传部门的工作范围，并要求各级党委宣传部要设立“国民教育科”和“文化委员会”，做好群众文化活动中的思想政治宣传和教育工作。194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在《各抗日根据地群众鼓动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各种民间的通俗的文艺形式，特别是地方性的歌谣、戏剧、图画、说书等，对于鼓动工作作用很大，应尽量利用之。” 1943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要求文艺工作者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文艺界整风学习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和组织部于1943年3月召开文艺工作者会议，凯丰在会上作了《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报告，与会作报告的还有刘少奇、博古等，他们动员作家艺术家深入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实践延安文艺座谈会所制定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会后，作家、艺术家们纷纷下乡，文艺成为抗战动员、改良社会风俗、提倡教育的有力宣传武器。
五、文艺作品的内容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为文艺育德有效运行提供了科学的思想内核
文艺育德要取得好的效果，其内容必须能够与教育对象在心灵上彼此沟通，产生共鸣；要产生共鸣，除了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以外，还必须密切关注教育对象所处的环境和现实生活。只有寓高尚的思想性于人民群众所熟悉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才能为群众所欢迎，也才能取得好的教育效果。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他批评了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不懂的现状，提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要求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不做“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为此，中国共产党积极引导延安文艺人坚持为工农兵服务，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通过“入伍”、“下乡”等，在体验群众的真实生活的基础上，创作出了《血泪仇》、《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动员起来》、《白毛女》、《拥军花鼓》、《黄河大合唱》、《李有才板话》、《暴风骤雨》等一大批用生动艺术形象表现鲜明无产阶级立场的优秀文艺作品，博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喜爱，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注人了一股股强劲的精神动力，也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辉煌局面。
当时的作品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政治动员效应，主要是因为它们真正实现了与人民群众心灵上的沟通、思想情感上的共鸣，真正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满足了群众的需要，实现了思想性与群众性的统一。文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达到了极致的地步，乃至于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了解红军的纲领，接受了革命思想，得到了人民的信任。不少国内外学者对当时文艺作品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的情况进行了论述，“这些剧团使我奇怪的不是他们向世界提供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显然没有，而是他们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积极生产、公而忘私、勤劳持家以及孝敬老人、爱护儿童都成为抗日根据地农村宣传和戏乐活动所要弘扬的主题。相应地，二流子懒汉、为富不仁者、吸食鸦片者、不孝敬父母者、虐待儿童和妇女者等不良人，都成为讽刺、抨击的对象。”如在新秧歌运动中，“延安文艺工作者组织秧歌队大批下乡，宣传生产劳动，军民关系，自卫防奸，敌后斗争等，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称为‘斗争秧歌’”。新秧歌“无论从那点来说，都是教育重于娱乐。新秧歌所给与观众的，主要的是‘应当怎样’，和‘不应当那样’。它把共产党所要求的事情化为故事，再加上艺术的糖衣。因此新秧歌所表现的，当然以生产战斗、‘拥军’等等故事为多”。
延安时期，正是因为这些文艺作品把人民群众中各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接近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成功地调动了他们心中的是非感、荣辱感和阶级情感，引起了他们心灵上的强烈共鸣，才为他们所容易接受，使得他们在欣赏文艺作品的同时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坚强后盾。
六、实现了文艺作品的通俗化、大众化，为文艺育德提供了有效的传播途径
文艺育德要真正取得实效，不仅仅要在内容上贴近群众，而且在方式方法上也要贴近群众，增强艺术的吸引力，适应群众的接受力。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主要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而中国基层民众由于长时期受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中国共产党迫切要求得到他们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在“文艺服从政治”政策的影响下，“宣传力量最大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艺术。同时，为了发挥宣传的最大力量，必须适合于多数农工的水准。因此，自然偏向于通俗化与普及一条路上去”。文艺工作者按照毛泽东“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要求，实现了艺术作品的通俗化、大众化，为文艺育德提供了有效的传播途径。
当时，由于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贫乏，他们爱好娱乐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对任何娱乐都是很欢迎的。文艺工作者正是把握住了人民群众世代相传的爱好娱乐的心理，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尽力发挥了它们在政治动员上的功能，使得艺术以其浓厚的感染力在动员群众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采用各种方法以适应农民的生产习惯、生活传统和当地习俗，以更为民间化的、为民众所能接受的方式去实施，如在文艺作品的语言方面，尽量运用人民群众所熟悉的语言、腔调、动作，力求能够为群众所容易接受。 “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强调文艺作品应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对群众宣传须用带地方性的白话语，以适应人民群众的接受力。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大化、李波、刘炽、于蓝、王昆等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生动活泼的艺术作品搬上舞台，产生了很好的演出和教育效果，一些群众这样评价，“我们不愿看旧戏班子的戏，你们的新戏，又好看又能劝解人，演的是咱们自己的事，容易解下（陕北方言，看懂、明白的意思）”。人民通过欣赏文艺作品，从中感受到了愉快、喜悦，自觉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教育，了解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除了语言通俗易懂之外，当时还特别注意文艺传播情境的设置，麦场、街头、庙前都成了演出场所，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以吸引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自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许多外国记者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育德的场景进行了描述。“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加民主的场合了”，“演出生气勃勃，幽默风趣，演员和观众打成一片”，“观众不时哄堂大笑，或者对日本人表示厌恶和仇恨的咒骂，他们情绪很激动。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政治宣传，也不是滑稽戏，而是深刻的真理”，“人人的脸儿都是全神贯注的；舞台上活动的演员和长凳上的观众之间，情感的维系是正像梵哑铃和它的乐弓一样密切。这些演员始终合着听众的情感而演戏。他们不是和观众分离，给与外人的娱乐，却是代表群众作一种表演”。以至于美国记者冈瑟·斯坦发出如此感慨：“为什么秧歌舞会成为乡村和市镇的男女老幼大感兴趣的东西，为什么秧歌舞是推广新民主主义各种政策的最有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艺育德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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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当时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积极创造条件给予文化工作者极大的尊重和优待，真正调动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
四、在艰苦的环境下克服困难支持文艺工作，为文艺育德的有效运行提供了条件和制度保障
尽管我们都知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军事上的内外夹击、经济上的极度困难等多重压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相对稳定的敌后环境为文艺事业的繁荣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局部执政环境使得毛泽东有机会抽出时间来把文艺事业作为整个工作的一部分来通盘考虑，为中国共产党文艺育德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和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把文化工作纳入革命总战略，自觉运用文化为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服务，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独特和难得的宝贵经验。
当时，在经费极其紧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创办了鲁迅艺术文学院。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讨论拟定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教育方针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鲁艺为抗战和党的文艺事业，培养了大批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专业知识的文艺人才，这些人才在文艺育德实施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毛泽东的亲自倡议和扶持下，中国共产党还组建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等文艺团体，并力所能及地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如在民众剧团成立之初，毛泽东给了300元钱购买毛驴和汽灯，周恩来、博古每人给了50法币，贺龙除了自己掏腰包20块法币外，还特意把缴获日军的部分战利品送给剧团，这些都为文艺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此外，在当时出台的一些主要制度和文件中，不少都涉及了文艺育德的问题，为文艺育德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代表政治局所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就提出要“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1940年3月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提出要“大大发展农村中戏剧歌咏运动。但应注意于戏剧歌咏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地方化。特别注意于利用旧形式，改造旧形式”。1940年10月，中宣部在《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中，把“指导和进行国民教育”， “指导和推进文化活动”， “影响和指导非党的文化、教育”等纳入各级党的宣传部门的工作范围，并要求各级党委宣传部要设立“国民教育科”和“文化委员会”，做好群众文化活动中的思想政治宣传和教育工作。194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在《各抗日根据地群众鼓动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各种民间的通俗的文艺形式，特别是地方性的歌谣、戏剧、图画、说书等，对于鼓动工作作用很大，应尽量利用之。” 1943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要求文艺工作者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文艺界整风学习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和组织部于1943年3月召开文艺工作者会议，凯丰在会上作了《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报告，与会作报告的还有刘少奇、博古等，他们动员作家艺术家深入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实践延安文艺座谈会所制定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会后，作家、艺术家们纷纷下乡，文艺成为抗战动员、改良社会风俗、提倡教育的有力宣传武器。
五、文艺作品的内容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为文艺育德有效运行提供了科学的思想内核
文艺育德要取得好的效果，其内容必须能够与教育对象在心灵上彼此沟通，产生共鸣；要产生共鸣，除了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以外，还必须密切关注教育对象所处的环境和现实生活。只有寓高尚的思想性于人民群众所熟悉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才能为群众所欢迎，也才能取得好的教育效果。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他批评了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不懂的现状，提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要求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不做“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为此，中国共产党积极引导延安文艺人坚持为工农兵服务，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通过“入伍”、“下乡”等，在体验群众的真实生活的基础上，创作出了《血泪仇》、《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动员起来》、《白毛女》、《拥军花鼓》、《黄河大合唱》、《李有才板话》、《暴风骤雨》等一大批用生动艺术形象表现鲜明无产阶级立场的优秀文艺作品，博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喜爱，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注人了一股股强劲的精神动力，也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辉煌局面。
当时的作品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政治动员效应，主要是因为它们真正实现了与人民群众心灵上的沟通、思想情感上的共鸣，真正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满足了群众的需要，实现了思想性与群众性的统一。文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达到了极致的地步，乃至于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了解红军的纲领，接受了革命思想，得到了人民的信任。不少国内外学者对当时文艺作品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的情况进行了论述，“这些剧团使我奇怪的不是他们向世界提供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显然没有，而是他们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积极生产、公而忘私、勤劳持家以及孝敬老人、爱护儿童都成为抗日根据地农村宣传和戏乐活动所要弘扬的主题。相应地，二流子懒汉、为富不仁者、吸食鸦片者、不孝敬父母者、虐待儿童和妇女者等不良人，都成为讽刺、抨击的对象。”如在新秧歌运动中，“延安文艺工作者组织秧歌队大批下乡，宣传生产劳动，军民关系，自卫防奸，敌后斗争等，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称为‘斗争秧歌’”。新秧歌“无论从那点来说，都是教育重于娱乐。新秧歌所给与观众的，主要的是‘应当怎样’，和‘不应当那样’。它把共产党所要求的事情化为故事，再加上艺术的糖衣。因此新秧歌所表现的，当然以生产战斗、‘拥军’等等故事为多”。
延安时期，正是因为这些文艺作品把人民群众中各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接近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成功地调动了他们心中的是非感、荣辱感和阶级情感，引起了他们心灵上的强烈共鸣，才为他们所容易接受，使得他们在欣赏文艺作品的同时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坚强后盾。
六、实现了文艺作品的通俗化、大众化，为文艺育德提供了有效的传播途径
文艺育德要真正取得实效，不仅仅要在内容上贴近群众，而且在方式方法上也要贴近群众，增强艺术的吸引力，适应群众的接受力。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主要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而中国基层民众由于长时期受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中国共产党迫切要求得到他们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在“文艺服从政治”政策的影响下，“宣传力量最大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艺术。同时，为了发挥宣传的最大力量，必须适合于多数农工的水准。因此，自然偏向于通俗化与普及一条路上去”。文艺工作者按照毛泽东“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要求，实现了艺术作品的通俗化、大众化，为文艺育德提供了有效的传播途径。
当时，由于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贫乏，他们爱好娱乐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对任何娱乐都是很欢迎的。文艺工作者正是把握住了人民群众世代相传的爱好娱乐的心理，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尽力发挥了它们在政治动员上的功能，使得艺术以其浓厚的感染力在动员群众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采用各种方法以适应农民的生产习惯、生活传统和当地习俗，以更为民间化的、为民众所能接受的方式去实施，如在文艺作品的语言方面，尽量运用人民群众所熟悉的语言、腔调、动作，力求能够为群众所容易接受。 “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强调文艺作品应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对群众宣传须用带地方性的白话语，以适应人民群众的接受力。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大化、李波、刘炽、于蓝、王昆等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生动活泼的艺术作品搬上舞台，产生了很好的演出和教育效果，一些群众这样评价，“我们不愿看旧戏班子的戏，你们的新戏，又好看又能劝解人，演的是咱们自己的事，容易解下（陕北方言，看懂、明白的意思）”。人民通过欣赏文艺作品，从中感受到了愉快、喜悦，自觉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教育，了解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除了语言通俗易懂之外，当时还特别注意文艺传播情境的设置，麦场、街头、庙前都成了演出场所，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以吸引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自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许多外国记者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育德的场景进行了描述。“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加民主的场合了”，“演出生气勃勃，幽默风趣，演员和观众打成一片”，“观众不时哄堂大笑，或者对日本人表示厌恶和仇恨的咒骂，他们情绪很激动。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政治宣传，也不是滑稽戏，而是深刻的真理”，“人人的脸儿都是全神贯注的；舞台上活动的演员和长凳上的观众之间，情感的维系是正像梵哑铃和它的乐弓一样密切。这些演员始终合着听众的情感而演戏。他们不是和观众分离，给与外人的娱乐，却是代表群众作一种表演”。以至于美国记者冈瑟·斯坦发出如此感慨：“为什么秧歌舞会成为乡村和市镇的男女老幼大感兴趣的东西，为什么秧歌舞是推广新民主主义各种政策的最有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艺育德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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