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基本特点

作为，在维护和发展自己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邓小平说：“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邓小平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的客观依据。第一，原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是冷战和殖民主义的产物，它不利于世界和平，阻碍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背景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必然。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概括了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经受了长期的考验，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核心，应该是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都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和责任，都有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的自由和权利，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并以此干涉别国内政。第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的国际新秩序，摆脱了旧的国际秩序中那种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在政治上，它最能体现现代国际关系的民主精神，最适应于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和多样化的世界国家形态；在经济上，它最符合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原则，适应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有利于缩小南北差距，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所以邓小平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上书第96页）。 
3.提出以“一国两制”解决祖国统一和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来解决领土争端。祖国的统一涉及到根本的国家利益，务必加以实现。但是，台湾、香港、澳门问题都有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笼统地谈统一，解决不了问题。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因势利导，及时调整了关于祖国统一的战略方针，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新构想，努力寻找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与有关国家的利益矛盾。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同上书第49页）。“一国两制”既能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又稳定了局势，谁也不吃掉谁，对谁都有利，的确是解决统一问题的最好办法。 
进而，邓小平又把“一国两制”的构想推向国际舞台。他说：“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同上书第87页）。“共同开发”的设想，具体针对的是钓鱼岛和南沙群岛。关于钓鱼岛，邓小平说，可以先把这个问题挂起来，如果这一代不能解决，也不要急，留给下一代去解决。要相信下一代人的智慧，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总之不能因这一问题影响中日友好的大局，这是更大的国家利益。南沙群岛是我国固有的领土，但后来几个国家都声称对它拥有主权，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我国根据邓小平的新思想，提出了“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张，把维护我国主权和稳定周边这两个大局结合起来，开创了一条维护国家利益、解决国际争端的新路子。如果马上用武力把这些岛统统收回来，在目前会带来许多消极后果，不仅会损害我国同邻国的关系，还会使某些西方国家加以利用，插手我国同邻国的关系，对我国的全局斗争十分不利。主权要维护，但要讲究方法、策略。领土、边界问题一向敏感，容易触动民族感情，这就要求我们考虑长远、考虑全局，发挥高度的智慧，寻找适当的机会，采用适当的方法。只有加快发展自己，综合国力提高了，才能不断创造出解决领土、边界问题的气氛和条件。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基本特点(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