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资源的变迁与政治运行机制的创新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时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是制度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本文从我党的执政资源的变迁来论述我国政治运行机制创新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创新。
　　　　　　一
　　所谓的执政资源是指执政者得以宣传自己的主张、执行自己的政策、维持自己的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有序运行，进而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所依赖的各种资源的总称，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权力资源、文化资源、制度资源、民心资源、军事资源、组织资源以及资讯资源等。这些资源中，一部分是执政党获得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基础所需的资源；另一部分则是执政党巩固其执政地位，贯彻其政治纲领，维持其执行机构有效运作所需的资源。执政党所掌握的政治系统要得以有效运行，并使政治发展朝自己所愿的方向发展，就必须拥有必要的执政资源。
　　政治运行机制是政治运行的方式，是在政治运行中对政治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和环节进行调节的形式和手段。政治运行机制不仅取决于国家性质，而且还取决于执政党的执政资源的分布情况。在执政党控制着社会主要和大部分资源时，政治运行机制就容易出现以执政党及其组织系统为主导的集权式的政治运行方式。国家政权及其组织系统从属于执政党及其组织系统，出现以党代政。利益集团和社会组织极其薄弱，并从属于政党及其组织系统。政治运行大都靠对执政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来得以实现的。执政党可以控制整个社会政治，政治生活按照执政党的意图在运行。然而对于政治运行的资源是分散的国家而言，他们的政治运行更多地依靠民主和法治化的政治运行机制来实现。因为执政党不具有绝对领导的实力，执政党要维持其执政地位，就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代表和协调各方利益来获得民众和利益的支持集团，并通过法治的方式来达到国家权力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制衡，维持社会政治生活的良序状态。
　　我国社会正处在大转型时期，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社会转型，我国的执政资源已发生了一些变化。当前我国的执政资源的状况是中国共产党掌握着主要执政资源，但是这些执政资源也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有些执政资源正在分散，有些资源在向社会转移，有的资源面临逐渐流失的危险。
　　　　一、就政治资源，尤其是政治权力而言，政治权力在执政党内部发生变迁
　　第一，政治权力在中央逐步由个人领导向集体领导转变。政治权力不再主要由某个领导人控制，而是由中央领导集体共同控制。原来的集权更多地依赖于个人的领导魅力以及历史条件需要而形成的。而在和平的、人民生活日益富裕、社会利益结构呈多元化、政治权利要求日益增多的今天，人民则更多地强调民主，强调多元利益表达、聚合和维护，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起就已经开始实质性地依靠政治局及其常务会议来集体决策。可以预言，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机制将更多地依赖于中央领导之间的相互讨论和集体决策，将更多地依赖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国家的权力由过去的中央高度集权转变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地方的实力，尤其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实力大增。中央要实行整体战略时，不能再像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的方式无偿地要求地方政府贡献，而需要更多地与地方政权进行协商，以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而地方政府则希望通过与中央政府的协商中达到中央与地方的双赢。中央一方面为了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又不断地向中央下放权力。主要表现在（1）中央一方面加强金融管理，回收几大银行的管理权，但另一方面又允许地方设立商业银行；（2）中央进行了财税体制改革，实行分税制。这样一方面使中央财政得到充实，另一方面，地方的积极性也得到提高。（3）这次党代会的报告中又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改革，即中央和地方分别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的管理权和收益权。（4）地方政权领导人参与中央政权的组成。从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来看，地方政权，尤其是发达地区和几个大省的地方政权的主要领导同志已经参与了中央领导集体的组成。今后中央政治局在作出决策的过程中，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地方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的协商将是重要的因素。
　　　　二、就经济资源而言，经济资源己由过去的党和政府统一控制逐渐向社会转移，形成多元利益格局，社会自治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党和国家原来控制的经济资源不断地向社会转移，形成了多元的利益格局。
　　第一，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许多原来由国家控制的企业逐渐向社会转移，国家控制的经济资源在不断减少。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国有企业由于自身的一些弊端难以适应市场的激烈竞争，许多国有企业面临困境，国家也不可能再背着这一沉重包袱前进。因此，国家在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大放小，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主要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因此，国家除控制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企业之外，国有企业将逐渐退出竞争性的行业。从而一些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壮大了社会的力量。而且随着我国加入WTO之后，许多原来国家不放开的诸如金融、邮电等国家垄断的行业，也由于世贸组织的规则和我国政府的承诺不断地向外国企业开放。同时我国政府也一再强调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也同时甚至提前向民间资本开放。由此看出，我们党和国家控制的经济资源和经济领域将不断减少，国家只能通过税收的方式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即通过间接的方式控制经济资源，而不是直接通过国有企业的形式控制经济资源。
　　第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有企业的不断退出竞争领域，非国有经济，尤其是外资企业与私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并进而带动人民群众的致富，社会自治能力增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总量中来自非国有经济的份额逐步上升。随着这些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必然形成一些富有阶层，并逐渐成为中国的中产阶层的主力军。随着这些阶层的不断壮大，这些阶层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强烈，要求政治参与的热情也越来越高。这次十六大报告中明确表明“一切合法的劳动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这将进一步促进非公有经济的发展。随着非公有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源也在不断增多，自我调控和自我发展的实力增强，逐渐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人们不再完全依靠国家而能自立。随着人们群众的富裕程度的提高和富裕面的扩大，人们群众的政治要求也将不断提高，而且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政治参与水平也将提高。这就需要我国建立行之有效的公民政治参与机制，来协调各方利益，通过相互协商达成一致。
　　　　三、就文化资源而言，党和国家原来控制的文化资源随着文化领域的开放与发展以及利益多元格局的形成，文化资源已逐渐大众化、市场化和多元化，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逐渐减弱，文化

控制的能力减弱
　　在计划经济时代，党和国家通过学校和新闻媒体等政治社会化手段来宣传灌输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与此同时，党和国家严格控制出版发行行业和制定了一整套事前审查和事后追查责任的机制。因此在宣传领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党和方针政策占据了所有的阵地，与主流意识不一致的言论和思想很难找到宣传的阵地。因此，我国的政治运行得以通过会议的形式来统一思想并布置工作。党和国家利用文化资源的有效控制，意识形态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意识形态为党和政府提供的合法性在不断削弱，尽管党和政府还一直在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加强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但总体说来，人们的意识形态意识在不断淡化。在改革开放后，西方的各种思潮随着改革开放的大门不断涌进来。人们在各种思想面前，必然会进行比较和思考，从而出现思想的多元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能占据主导地位，而不能一统天下。而且还有一些人淡化意识形态，不管什么制度，只要能富国强民就是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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