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制关系”视野中的邓小平理论

，张闻天在山西兴县调查后，就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的概念。他认为，“中国社会将来是社会主义共和国，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我们的理想，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8］（P.3）总之，只有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使得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才能为走向社会主义创设经济基础。可以说，这些认识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转变和社会转变问题的探索中，对“两制关系”理解的最高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一段时期内，毛泽东等仍然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决定了“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6］（P.1431）。因此， 党和国家在城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采取扶助、利用和发展的办法，在农村，则实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方式，以充分发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作用。这一切，有力地促进了过渡时期特别是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确立，毛泽东等却在“两制关系”问题上的认识发生了某种逆转。他们过分夸大资本主义经济的消极作用及其与社会主义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而忽视和贬低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和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中的积极作用，滋长了“要使资本主义绝种”的急躁情绪。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就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9］（P.196）问题当然不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形势下不失时机地实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而在于受上述思想支配，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在公有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依然对非公有制成分采取水火不容、完全排斥的态度。后来由改造私有制残余发展到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甚至将一些本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搞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状况的“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因而造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后果。 
三、“两制关系”与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 
在“两制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上出现曲折和失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总体上看，是与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受传统模式束缚和限制分不开的。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预想中，社会主义同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列宁在生前虽曾有过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但在其去世后不久，它们即被当作一种暂时的、策略性的权宜之计而加以改变，代之以单一公有制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然而，正是依靠这种体制，苏联实现了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德国法西斯，显示出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无比优越性。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苏联为榜样，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模式被当作惟一正确的选择，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也自然地将其作为自己的蓝本，而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的迅速完成，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对这种模式的认同。平心而论，中国确实是在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不完全清楚的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其主要问题仍然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两制关系”。正如江泽民所总结的那样，“在过去的长时间内，我们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往往只看到或更多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同它对立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同它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这是认识上的一种片面性，是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的。这种认识上的片面性，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10］ 
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由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改革取向，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功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根本原因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如何认识和处理“两制关系”问题上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取得了思想和实践的重大突破，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既然是从资本主义发展而来，而且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它必然要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消极的东西，但同时也要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不能善处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善于学习、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对我有用的东西，就建不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思想贯穿于邓小平理论思维的始终，构成邓小平独具特色的“两制关系论”。 
1.关于当代“两制关系”的总体态势 
从世界范围来看，如果说从十月革命开始的三四十年是以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凯歌行进为特点，以“战争与革命”为标志而载入史册的话，那么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特别是70年代以后，两制共存的“大时代”就发生了阶段性变化：资本主义由于采取某些调整而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发生曲折，进入改革发展时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和斗争形成相持与共处的格局。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敏锐地觉察和紧紧地把握了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1984年，他首次提出，现在世界上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所谓南北问题，是指北半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南半球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的关系问题，实质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后来，邓小平对和平与发展问题又多次予以阐述和说明。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2］（P.105）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苏东剧变的情况后，邓小平再次强调，“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2］（P.3 53 ）邓小平的这些论断是建立在他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当代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与发展的科学分析之上的，它准确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即近几十年历史发展的特点，反映了世界矛盾运动的基本现实，是对当代“两制关系”及其发展态势的科学总结。 
毫无疑问，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是由十月革命开始

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但是，当着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的时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共处和斗争的形式都发生了变化：资本帝国主义过去主要企图依靠武力消灭社会主义，现在则主要依靠搞和平演变，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但像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那种由“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形式，现在则让位给了综合国力的竞争，让位给了社会主义国家快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去吸引人们。邓小平关于世界主题的论断正反映了这种变化趋势，并为人们准确把握“两制关系”的时代特点提供了科学方法。 
2.关于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P.373）。邓小平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看作是社会主义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来源，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11］（P.167—168）。与处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列宁相比，在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具体内容及途径方面，富于创新精神的邓小平思路更为开阔。他主张：在物质文明领域，要多渠道全方位地从发达国家吸收和引进资金、技术、设备、经营管理等；在制度文明领域，资本主义的一些民主形式、民主原则和民主方法，比如其政治体制中的普选形式、竞争原则、舆论监督、制衡机制等，是值得借鉴的；在精神文明领域，不应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一概视为腐朽、没落和反动的东西，而要从中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总之，对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文明成果，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就应该大胆吸收，为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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