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制关系”视野中的邓小平理论

【关 键 词】邓小平理论/两制关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 正 文 】 
胡绳同志曾撰文提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中所面临的根本性课题之一，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种关系”［1］。 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极富认识意义的提示，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制关系”的角度，触及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从而成为我们深刻认识和领会邓小平理论的巨大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一把钥匙。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多次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2］（P.63）“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2］（P.116）过去之所以对社会主义问题不完全清醒，没有搞清楚，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正是由于在“两制关系”认识上的种种片面性，才造成了对社会主义的某些教条化、公式化理解和一度空想式的追求，使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一再遭遇挫折。敏锐地觉察到并敢于摒弃以往在“两制关系”认识上的片面性，是邓小平社会主义观与传统社会主义观的主要区别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就是建立在对“两制关系”的深刻思考和准确把握之上的。 
一、对“两制关系”认识问题的历史追溯 
早在20世纪初叶，列宁仔细分析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和帝国主义阶段演变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并从当时发生的诸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等历史变动中，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已处于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期。他根据社会主义在一国初步胜利的形势，对这种历史变动的本质作了深刻论述。他认为，十月革命标志着“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制度时代的世界性交替的开始”［3］（P.208），世界进入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时代。列宁还预见到在今后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和国际范围内，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4］（P.188）。 
毫无疑问，由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社会主义逐步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大趋势，是上述新旧交替时代的本质特征。然而，更应当看到，由于这种新旧时代交替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决定了这个历史过程将极其漫长。它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斗争和较量，要经过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最终完成。在这整个过程中，都将呈现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制并存而进行历史性竞争的局面。这种情形，不能不给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进行的革命斗争以深刻影响：既然是两种制度的并存、交替和竞争，那么，在“一球两制”的总体格局下，如何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必将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斗争中必须正视并应认真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事实上，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所经历的由“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以及列宁在此前后提出的“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许多珍贵思想，已经明确地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然而，在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将列宁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所论述的“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等提法结起来，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提法来表述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个提法和斯大林的其他一些观点（如“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一道，过多地强调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性，妨碍了人们对两制并存、新旧交替的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以致在许多场合下形成了对世界革命形势的过于乐观的估计，这对后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后果。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它也不可能对人们科学认识和把握“两制关系”起什么积极作用。 
20世纪20年代初，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同梁启超、张东荪等曾发生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辩论的焦点在于，当时的中国能否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在梁、张等人看来，中国惟一的病症在于贫穷，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以“增加富力”，而要达此目的，就只能靠资本家阶级采取资本主义的办法；社会主义在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实行的条件和资格，只能且慢一步。应该说，承认20年代的中国有着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现代生产力的必要，强调实行社会主义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作前提，这不失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问题在于，他们却对近代以来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根本性障碍和困窘，视而不见，缺乏起码的认识，因而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反对以社会主义为宗旨的革命政党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来扫清发展现代生产力的障碍的努力。不过，早期共产党人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不足，而在这场辩论中表现出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对于“两制关系”并未能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加以研究，而只是一味地斥责资本主义的罪恶和腐朽，甚至认为中国正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条件，直接实行社会主义。这就把社会主义的实行看成是与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程度无关，不需要什么物质前提，仅靠人们的主观意愿就可以决定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后投身和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过程中，反复出现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从而导致“左”倾错误的屡次发生，其认识上的根源即可追溯至此。 
二、党在“两制关系”认识上的前进和曲折 
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中国革命中的“两制关系”问题第一次获得了较为清晰的解答。毛泽东认为，中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包括抗日战争胜利后，不是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统治形式，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距离先进工业国家的水平还很遥远。因此，“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 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5］（P.683）。 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就意味着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前， 必须要经历一个对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东西加以借鉴、吸收、消化的阶段，从而为社会主义奠定必要的物质条件。所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规定，允许和保护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6 ］（P.1254）；我们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7］（P.1479）， 私人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五种经济成分之一。针对有人对资本主义的疑虑，毛泽东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

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7 ］（P. 1060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7］（P.1061） 
毛泽东这一创造性的理论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通过何种途径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因而得到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服膺和赞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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