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论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五个方法论原则

这种观点的人讲，对马克思主义作上述划分的根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转变”。他们说，在这个“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时代”，“今天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远非昔比。传统的东西终将和历史一起留在后面，新的篇章揭开了！”而哪些是所谓“传统的东西”呢？他们一般称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原初马克思主义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叫作“古典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中有的人有时也把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即所谓“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也包括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之内。由此可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划分掩盖的是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从逻辑上讲，关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划分也是这样。作这种划分的人认为，“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足以解决现时代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面临的许多重大原则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特别是自列宁以来所形成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已经与当前时代行进的步伐不尽合拍，已经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试图通过调整、变革或更新它的个别篇章或个别部分，恐怕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他们要求马克思主义“转变主题”、“更新方法”，重新创立“理论体系的新形态”。而这种“新形态”就是所谓“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或“建设的哲学”。显而易见，上述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与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面临的任务混淆了起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革命的、批判的。在通常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提法中，“革命的”所表示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特殊思想体系的性质，以区别于其他保守的、过时的、反动的意识形态。而作为“主题”的革命和建设，则是基于这一本质或性质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的任务，而不是什么“两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可变的，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性质是不可变的。此外，马克思主义的建设的意义也不是独立于革命和批判之外的，而是寓于其中的。 
对毛泽东思想的割裂、肢解是割裂、肢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具体的和典型的表现。这种割裂、肢解的典型性，在于其形式是最粗俗的、低劣的，割裂和肢解是最彻底的，后果是最严重的。它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彻底弄颠倒了。它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任何可能性，也严重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和学风。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割裂和篡改。对此，邓小平曾经讲过：“最早是林彪搞乱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他搞了那个语录本，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搞得支离破碎，而不让人们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7]为了肃清这种影响，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及其以后的多种场合下反复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在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中，他非常明确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8]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 邓小平还批判了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的行为，指出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歪曲。他要求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党的工作和我们的各项事业。他解释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9]。 “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0]。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着重谈的思想理论问题就是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而就这个问题他又特别强调的则是毛泽东思想进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质和按照准确的完整的整体性原则来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必须坚持把握其“基本点”的根本性原则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认识是其基本的方面。“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实事求是是用中国语言表达的关于认识世界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具有科学世界观的意义。所以，邓小平又把实事求是看作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11]。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就要求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本本主义和一切形式的主观主义。正是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意义上，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看作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12]。从而把实事求是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即马克思主义观问题联系起来。 
对毛泽东思想的上述认识所导致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就是坚持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点的原则，亦即根本性原则。抓住了事物的基本点、根本点，就是把握了事物的本质，基本上懂得了该事物究竟是什么。邓小平把这一方法论原则运用于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从而指出对待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的态度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13]。他说：“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14] 
三、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现实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从现在的情况和我国的实际出发的现实性原则 
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和现实的。所谓具体的和现实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总是与无产阶级的具体的现实的实践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对其实践所面对的世界的正确认识，也是对无产阶级根据这个认识进行的实践的性质的评价。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主张从书本上寻找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答案，也从不抽象地提出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总是具体地提出和回答这个问题。 
邓小平把这种具体性理解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的”规定性和“时间的”规定性。所谓“空间的”规定性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一定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实践相结合。所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与中

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15]，“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16]。所谓“时间的”规定性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相结合。他要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7]。1989年5月16日， 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苏共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中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100 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他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18]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出发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基于一种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原则和方法。这个原则和方法我们把它概括为现实性的原则和方法。 
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必须坚持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和无产阶级现阶段的根本任务出发的目标原则 
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后的决定力量，是决定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性质的物质技术基础。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但是，这个很普通的道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在“左”的政治路线占主导的时期，却未被重视，更未被实行。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要理论贡献，不仅在于恢复了这一基本理论的本来地位，提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在于把是否重视发展生产力提到关系马克思主义本质的高度，使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例如，他把“注重发展生产力”看作是对“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一个回答，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19]。他把发展生产力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20]，认为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邓小平论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五个方法论原则(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