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中国外交的卓越贡献
【关 键 词】邓小平/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实践
【 正 文 】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外交进入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新的发展时期，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准确地把握时代特征，深刻而全面地分析国际形势的变化，并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战略、方针和政策，对我国的外交政策作出一系列重大调整，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我国新时期的外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并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更加明确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为我国新时期的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通过对当代世界局势的冷静观察和辩证分析，认为虽然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使制约战争的愿望成为可能，世界和平的前景广阔；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而且与少数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在扩大，全世界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发展的问题。随着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当今国际竞争的重点已由军事领域日益转向经济、科技方面，发展已成为更为紧迫和突出的战略问题。由此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P105)“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P96)在苏东剧变、两极格局终结前后，邓小平一再强调，“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P353)，“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1](P383)。他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大国没有达到比较发达的程度，就不能说解决了发展问题；只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可喜的发展，就不能说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已经壮大到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至少要在21世纪中叶以前，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
在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1](P127)，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更加明确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邓小平反复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另一个是国际条件，即和平的国际环境。他指出：“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1](P116-117)他进一步指出：“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1](P56)。并强调，“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1](P79)邓小平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明确为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这就进一步突出了中国对外政策中一贯坚持的和平外交思想，并将独立自主原则与和平外交政策、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新时期的外交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
20多年来，我国为实现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进行了不懈努力。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及侵略扩张行为，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搞扩张；反对军备竞赛，主张根据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实行有效的裁军和军控，并采取了裁军的切实行动，先在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在此基础上将在2000年底以前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太空武器，正式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了《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严格恪守联合国宪章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坚持实事求是和伸张正义的原则立场，积极支持和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中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推进裁军进程、谋求政治解决地区冲突和国际争端、促进全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将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立足点，将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由60、70年代的以政治、安全为主调整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全球发展，由以经济援助为主调整为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第三世界国家维护政治独立、促进经济发展，为加强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为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重大努力。20多年以来的外交实践充分表明，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地区稳定和推动世界发展的坚定力量。
二 邓小平赋予独立自主原则以新的内容，形成了务实、灵活的外交政策和独特的外交风格，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独立自主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最基本的权利，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和根本原则。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外交实践的发展，我们党对于独立自主原则的认识不断深化，邓小平为独立自主原则增添了新的内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
第一，更加鲜明地强调独立自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1](P57)我们强调独立自主，就是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P3)在国际上争取中国的真正独立、平等地位，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1](P162)对于任何国际问题，一切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不打别的国家的牌，也不允许别的国家打中国的牌。我们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决不搞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决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即使以后中国强大了也永远不称霸。根据邓小平的上述思想，我国改变了曾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并起了重要作用的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实行了全方位的协调外交。实践证明，坚持独立自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战略，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广交朋友，防止受制于人，有回旋余地，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保持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和平环境和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第二，将独立自主原则作为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各国党际关系的根本原则。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执政以来对外交往的实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
第三，提出了对待国际问题的战略和策略方针。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针对国际风云急剧变化、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低潮，西方国家对我国联合施压的新情况，纵览全局，及时地提出了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对待国际问题的新的战略和策略方针。正是由于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了邓小平提出的对待国际问题的根本指导方针，尽管 《邓小平对中国外交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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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外交进入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新的发展时期，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准确地把握时代特征，深刻而全面地分析国际形势的变化，并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战略、方针和政策，对我国的外交政策作出一系列重大调整，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我国新时期的外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并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更加明确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为我国新时期的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通过对当代世界局势的冷静观察和辩证分析，认为虽然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使制约战争的愿望成为可能，世界和平的前景广阔；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而且与少数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在扩大，全世界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发展的问题。随着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当今国际竞争的重点已由军事领域日益转向经济、科技方面，发展已成为更为紧迫和突出的战略问题。由此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P105)“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P96)在苏东剧变、两极格局终结前后，邓小平一再强调，“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P353)，“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1](P383)。他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大国没有达到比较发达的程度，就不能说解决了发展问题；只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可喜的发展，就不能说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已经壮大到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至少要在21世纪中叶以前，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
在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1](P127)，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更加明确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邓小平反复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另一个是国际条件，即和平的国际环境。他指出：“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1](P116-117)他进一步指出：“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1](P56)。并强调，“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1](P79)邓小平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明确为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这就进一步突出了中国对外政策中一贯坚持的和平外交思想，并将独立自主原则与和平外交政策、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新时期的外交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
20多年来，我国为实现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进行了不懈努力。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及侵略扩张行为，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搞扩张；反对军备竞赛，主张根据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实行有效的裁军和军控，并采取了裁军的切实行动，先在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在此基础上将在2000年底以前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太空武器，正式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了《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严格恪守联合国宪章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坚持实事求是和伸张正义的原则立场，积极支持和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中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推进裁军进程、谋求政治解决地区冲突和国际争端、促进全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将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立足点，将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由60、70年代的以政治、安全为主调整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全球发展，由以经济援助为主调整为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第三世界国家维护政治独立、促进经济发展，为加强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为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重大努力。20多年以来的外交实践充分表明，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地区稳定和推动世界发展的坚定力量。
二 邓小平赋予独立自主原则以新的内容，形成了务实、灵活的外交政策和独特的外交风格，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独立自主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最基本的权利，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和根本原则。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外交实践的发展，我们党对于独立自主原则的认识不断深化，邓小平为独立自主原则增添了新的内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
第一，更加鲜明地强调独立自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1](P57)我们强调独立自主，就是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P3)在国际上争取中国的真正独立、平等地位，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1](P162)对于任何国际问题，一切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不打别的国家的牌，也不允许别的国家打中国的牌。我们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决不搞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决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即使以后中国强大了也永远不称霸。根据邓小平的上述思想，我国改变了曾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并起了重要作用的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实行了全方位的协调外交。实践证明，坚持独立自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战略，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广交朋友，防止受制于人，有回旋余地，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保持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和平环境和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第二，将独立自主原则作为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各国党际关系的根本原则。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执政以来对外交往的实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
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2](P319)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这一原则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同各国共产党发展关系要遵循的四条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1](P407)，这是独立自主原则在党际关系上的重大发展。根据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四项原则，我们党不但同各种不同类型的共产党、工人党保持着友好关系，而且同许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友好交往，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同类型的民族民主政党成为亲密朋友。目前我们党已与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310多个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党际交往十分活跃，而且促进了国家关系的发展，使我国的外交渠道更为广阔。
第三，提出了对待国际问题的战略和策略方针。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针对国际风云急剧变化、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低潮，西方国家对我国联合施压的新情况，纵览全局，及时地提出了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对待国际问题的新的战略和策略方针。正是由于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了邓小平提出的对待国际问题的根本指导方针，尽管 《邓小平对中国外交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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