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胜利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理力争、博古同意跟随中央纵队长征的、自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至1934年12月通道会议以前遭到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左”倾错误领导压制、排挤和打击，身处逆境三年多的毛泽东，不但没有失去信心，而且在中国革命的危急时期，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心里装的更是党和红军的安危。所以在行军中，当毛泽东从张闻天那里得知，蒋介石于1934年11月判明，突破国民党军队的湘江封锁线的红军，将去湖南的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以后，即在红军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路途中部署重兵，设置好了企图全歼红军的口袋，期待红军去钻的敌情新变化，便及时同张闻天、王稼祥交流思想，很快形成了跟博古、李德的计划不同的正确的对策。随后，毛泽东便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以来第一次被吸收参加的、中央于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临时紧急会议上挺身而出，把他同张闻天、王稼祥原先商定的对策提了出来。他说，在面对五六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而且这些国民党军队已形成图谋全歼红军的伏击圈的危急情况下，红军应当放弃原定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样，红军方能避开同强大的国民党军队硬碰，导致全军覆没的危险。毛泽东的这一据事论理的正确对策，当然要得到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1934年12月13日，中央红军突然从通道转兵北上，快速从湖南进入贵州境内，暂时摆脱了“追剿军”，于1934年12月15日一举攻占了黎平，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由于李德仍然坚持红军执行原计划不变，因此，在红军由湖南进入贵州前后，党和红军在长征的战略方向问题上一路争论不断。周恩来指出：“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开政治局会议。”为了统一党和红军的思想与行动，把握长征正确的战略方向，排除错误意见的干扰，中国共产党中央继1934年12月12日召开通道会议之后，又先后分别于1934年12月18日，1935年1月1日召开了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被继续吸收参加这两次会议的毛泽东，一再重申中央红军应当改变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向贵州进军的正确对策；李德也一再坚持错误的原定计划，反对毛泽东的正确对策。由于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的多数人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对策，反对李德的错误意见，因此会议正式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对策，否定了李德的错误意见，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在1934年12月12日至1935年1月1日的21天内，召开的通道、黎平、猴场会议是三次重要的会议。这三次会议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们召开的时期同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的危急时期，解决的问题同是重要的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问题。身处逆境三年多的毛泽东能够三次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应当说，是他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落”到了“底”重新崛“起”的开始。其二在于，毛泽东能够三次参加如此重大的会议，应当说，是他在党成立以来领导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历史功绩和个人素质上的诸多特点、优势，比如他的中外贯通的哲学思维、多谋善断的政治智慧、总揽全局的决策才能、自主独创的军事谋略等，从被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左”倾错误领导指责、批判和否定到重新得到党和红军领导认可的开始。何况，毛泽东不只是参加了这三次会议，重要的是他在这三次会议上提出并坚持了能使红军转危为安的正确决策，起到了正确决策的领路导向作用。其三在于，这三次会议都是在遵义会议前召开的，而且其中的黎平会议还作出了在遵义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因而更加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三次会议又都是对遵义会议的实际有效的酝酿和准备。这样，猴场会议后的第14天，遵义会议的如期举行，并且取得圆满成功，是顺理成章的、合乎逻辑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开始被确立为党和红军领导的实际核心，同样是顺理成章的、合乎逻辑的。
　　
　　（四）
　　
　　前面陈述的是中央红军从1934年10月撤离中央苏区到遵义会议圆满结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小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观察，这一小步意义深远重大、小中有大。当然，这一小步同它以后的路相比，以后的路要脚踩千山万水、千难万险，路程更长更远，困难更多更大；更加重要、更加艰巨的是，要从根本上跳出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在红军对敌作战问题上实现由被动到主动的重要转变、要把对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的认识上升到科学的高度，在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问题上实现由被迫到自觉的重要转变。好在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的中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核心地位，使继续前行的长征路不断走好、中国革命不断胜利有了根本保证。果然，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指挥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北上川陕甘，跨过大草地，突破腊子口，胜利到陕北，三军大会师，胜利走完二万五千里，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和20世纪人类的伟大奇迹。
　　
　　其中，有必要专题简述四渡赤水之战和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
　　
　　四渡赤水之战，毛泽东自称是他一生的得意之作。
　　
　　四渡赤水之战异常重要。第一，它是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的军事行动；第二，它是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上最经典的运动战例；第三，它是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领导的实际核心之后，完全按照自己创造的战法打的第一个关键战役，取得了具有决定性的胜利。
　　
　　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里，中国革命，从本质上说，就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即中国人民革命之运动战。照此说来，毛泽东战法，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指导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或者中国人民革命运动战的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就是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中国特色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这些战略战术原则，就是毛泽东常说的，在遵义会议上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认同的，从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又经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战略战术原则，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既要大踏步前进，又要大踏步后退；敢于迂回穿插，调动敌人，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兵不厌诈，声东击西，忽东忽西，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利用矛盾，避实就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等战略战术原则。说明毛泽东战法中的这些战略战术原则的显著特点，完全是以我为主，以“动”或“走”为本。“动”或“走”就是这套战略战术原则的真谛和精要，整个毛泽东哉法的精髓和灵魂。
　　
　　所以，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之战开打前的准备中注重对敌情的透彻的了解和分析；开打之后则注重根据这种了解和分析，全面准确地、机动灵活地运用毛泽东的这套战略战术原则，在四渡赤水之战的进程中，充分发挥红军的“动”或“走”的威力，使四渡赤水之战既有高标准的运动战的经典性，更加显现“动”或“走”的最佳效果，造就遵义大捷，赢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竟然被红军牵着鼻子走，往相反方向而行，主动为红军让道，被红军甩下三五天路程，从而充分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使红军在对敌作战问题上实现了由被动到主动的重要转变；成就了毛泽东生前自称的得意之作四渡赤水之战。
　　
　　正确处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重大历史事件，是长征胜利的关键。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和坚持北上方针，对红军的两大主力会合后的行动作了通盘的考虑和统一的部署。红一方面军坚决按照这种考虑和部署办。特别是在其后情况突然发生变化的紧急时刻，红一方面军坚定地执行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的果断决策，率先从已经等候多时的沼泽草地出发，继续迈开双脚实践北上方针的征程，走攻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六盘山等一连串北上的路。
　　
　　同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截然相反的是，张国焘因为自恃人多枪多，个人野心日益膨胀，而使他从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会师前后同中央的关系，由中央主张北上、他主张南下这种长征的战略方向问题上的原则分歧，逐步发展成为他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公开分裂党和红军，严重危及长征前途、中国革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以坚持中国革命大局、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为重，分清大是大非优先、组织结论暂缓、把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和张国焘个人严格区别开来的正确方针予以正确处理。再次展现了毛泽东坚持从全局出发，解决复杂问题、处理紧急事件的非凡的决策能力、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
　　
　　史实显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围绕长征的战略方向问题，张国焘和中央往来的电报增多，张国焘在中央召开的相关会议上的发言增多。中央从张国焘的这些电报和发言中发现，他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坚持南下的错误，既源于他对选择长征的战略方向的必备条件的认识和判断上的错误，更源于他怕执行北上方针打松潘由红四方面军当先锋、怕打大仗、怕出大力、怕担大风险的“四怕”思想。因此，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在处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重大历史事件时，开始注重在召开的有关会议上，比如1935年6月26日召开的、张国焘到会的两河口会议上，便侧重研究解决长征的战略方向问题，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向问题的报告。周恩来的报告，以客观存在的实际事实为依据，以选择长征的战略方向所必备的三个条件为准绳，经过对北上和南下的对照比较，因为条件北上确实要比南下好，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才郑重作出北上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结论。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选择长征的战略方向的三个必备条件是：1.地域宽大，利于红军的防守和出击，不利于敌军封锁和进攻；2，群众基础好，汉族人口较多，利于扩红；3.经济条件好，部队给养易解决。随后，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在哈达铺的发现和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在确定北上方针的这三个必备条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条新的更为重要的条件。这就是陕北有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及其创建的陕北根据地，又有适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的中国革命的新特点，即是把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结合起来的好地方。正是因为陕北有周恩来报告提出的三个条件，同时又有这两个新的更为重要的条件，而使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最终明确决定，把陕北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从此，党中央对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和落脚点的认识上升为科学。只有有了真正的科学的认识，才会有真正的自觉的行动，才会有由被迫到自觉的重要转变。
　　
　　同时两河口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强调：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为此，在战役上必须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和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十分明显，两河口会议突出上述内容的意义至少有二：帮助张国焘提高对北上方针的理解，纠正南下认识上和判断上的错误；对张国焘的“四怕”思想进行批评和警告。
　　
　　然而，正如张闻天的夫人、当年担任两河口会议记录的刘英所说的：这次会议“集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打松潘的问题来讨论。从战略上说，这是牵涉到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略部署来说，牵涉到谁当打松潘的先锋的问题”。“张国焘明里不好说反对打松潘，实际上又不愿当先锋。他怕四方面军同胡宗南碰，要保存实力。”这是张国焘拒绝和反对执行北上方针，坚持南下错误的祸根；他的这种祸根。决不是从认识上作些规劝和争取工作所能根除的。所以，尽管经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教育，张国焘同意红四方面军担任打松潘的先锋，但是由于祸根未除，张国焘的错误终究由反对向北坚持向南，发展到伸手要权、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地步。在这前后，以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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