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主体税种结构面临契机

1985年——1998年我国个人所得税与相关变量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以个人所得税（V）为因变量，税收收入（V1）、财政收入（V2）和人均GDP（V3）为自变量，回归结果：

    V=-118.459-0.0311V1+0.11V2-0.0551V3

   (-9.253)  (-0.0663)  (2.682)  (-4.456)  R=0.989     F=293.8

以2000年各自变量预测值代入回归方程,可得出该年份个人所得税征收数量为650亿元左右。

    那么,这个数字是否令人满意呢?

通过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水平(指个人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重)的国际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67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该比重为2%至10%之间; 人均GNP在12210美元至36080美元之间的高收入国家,该比重为10%至16%之间。设2000年我国GDP增幅为8%,具体数量为88618亿元,若以2%计,个人所得税可征得1772亿元;若以3%计,则可征得2658亿元;即便以最保守的比率(1%)计算,也可征得886亿元。因此,表面上看,1994年以来,我国个人所得税每年都有很大增幅,但绝对量与理论数量相比大相径庭,潜力甚巨。

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11月对银行储蓄存款利息开征个人所得税，暂未实行累进税率，采用20%的比例税率。该税的收入效应逐渐显现。存款实名制已实施，从而为累进税率采用创造条件。目前利率水平处于低位，随着经济升温和物价回升，提高利率是有较大空间的，这将为该税的增长埋下伏笔。现在银行储蓄额为6万亿元左右，按现行利率计算，利息所得税可征120-200亿元,这就给个人所得税增加了砝码,成为其重要增长点。

如果我国个人所得税能达到上述测算数量，则所得税比重有望提高10%—25%，对所得税地位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将个人所得税视为未来最具潜力的税种，以目前该税种增长速率与其它税种增长速率的比较测算，10年左右时间，该税会成为举足轻重的主力税种。

第四，社会保障税若能开征，也会在统计上增加个人所得税比重。对于社会保障税的性质，学术界有一定争论，这里暂且不论。由于该税的税基是工资薪金，与个人所得税的部分税基相同，我们姑且将其视为个人所得税的变种，在进行分析时归为个人所得税收入计算，倘如此，则所得税比重将增加10个百分点以上。 在国外如日中天的社会保障税落户我国，相信只是时间问题。我国社会保障机制的健全，最终还需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加以理顺和解决。可以肯定，该税的开征，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税种结构的格局。

第五，就流转税中的巨头——增值税而言，虽其地位显赫，但潜在的削弱压力较大。1994年税制改革将增值税征收范围扩大，使其雄居绝对的主体的税种。一般说来，增值税以优良的特性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然而，我国增值税在“选型”时，出于保证财政收入和防止固定资产投资膨胀等考虑，选择“生产型”增值税，其税基与另两种类型比较最为宽广，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实际上意味着在固定资产销售时征税，在产品销售时又征一道税，仍存在重复征税，对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尤为不利，阻碍了企业的技术改造。“生产型”增值税实际税负较高，影响产品成本和利润，挤压企业利润，对企业所得税有直接的减少作用。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实行“消费型”或“收入型”增值税，尤以“消费型”为典范。采用“生产型”的国家很少。增值税的改型已势在必行（至少可以先在部分行业推行“消费型”增值税）。近几年来，增值税在税收收入中占比一般为40%以上，仅此一个税种，即对整个税收收入任务的完成起关键作用。每年税收收入任务完成与否，依仰于“两税”，增值税的聚财使命不言自明。这种过分依赖某一税种的状况并不理想，与双主体税种结构不符。目前国家财政形势趋好，恰恰为增值税转型提供了良好氛围，改革时机来临，应加以研究，适时出台。若“消费型 ”增值税付诸实施，将对我国税种结构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是增值税数量有一定减少，由于其有在流转税乃至整体税收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直接减少了流转税比重；二是企业所得税数量有所增加。这种双重作用的结果，使所得税无形之中向流转税靠拢，两者有互相接近的趋势。显然，税收制度的改革，税收政策的变化，客观上是一种外力推动税种结构演进的进程。所得税的发展空间之广阔、潜力之巨大是毫无疑问的，其比重的增加，确乎代表了我国税种结构变化的趋势，也反映了我国税种结构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所谓“跛子”结构阶段后逐渐修正的态势。这种修正过程与我国经济增长是同步的，也与税收征管水平、外部条件的改善相关。继1994年税制改革后，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已有展开必要，问题只不过是如何运作，分步走抑或一步到位，以及改革力度的把握。不管如何，税制改革都将影响税种结构的格局。如果以上述因素演变，保守测算，所得税在2010年将接近流转税，我国双主体税种结构遂于此时得以真正确立。决策部门应该在政策导向和目标制定上明确构建双主体税种结构，有意识地在此基点上进行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