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启示

离不开前人的思想成果，即对前人的思想成果要有继承；同时，又要抛弃一些陈旧的、过时的观点，有所创新和发展。因此，那种对前人思想成果持一概否定的态度，或者唯本本是从，把前人的理论当作千古不变的教条，都是错误的。在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过程中，邓小平正确地处理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如针对“左”的思想的长期禁锢，党内外对待马克思主义讲坚持多，讲发展少，甚至不敢讲发展的情况。邓小平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我们必须要坚持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要坚持它的精髓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另一方面，邓小平又以革命家的胆略和勇气，积极主张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真正高举。”[4]正是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全党和广大理论工作者广泛参与学习、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局面，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产生了诸如初级阶段理论、生产力标准理论、市场经济理论等一批璀璨的理论成果。 
发展经济要讲机遇，理论创造也要讲机遇。邓小平善于把握历史的脉搏，从中看出时代的发展趋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他有战略家的眼光和韬略，善于洞察世界之潮流，适乎人群之需要，从而准确地把握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条件或机遇。首先是实践基础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国际和国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如八十年代开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低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遇到了严重挑战。这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僵化保守，致使理论和实践都停滞不前。有些社会主义国家则放弃马克思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没有囿于原有的社会主义观念。他认真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对当代社会主义所发生的巨变作了非常冷静的分析，并深刻地总结了我党四十多年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的经验，紧紧围绕着什么进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积极的探索，由此确立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飞跃。 
抓住机遇，还要注意理论形成的条件是否成熟。一个新的正确的理论观点的提出，要被社会所接受，必须有一个过程。当这一过程成熟时，要不失时机地进行引导，这就是机遇。邓小平在这方面也是全党的典范。如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上，实际上国内外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计划和市场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它不是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用，一向讲求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最早最深刻的。早在一九七九年他就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后也多次阐述过这样的思想。但是，由于传统社会主义认识的包袱，当时很多人要接受这个思想还比较困难。到了九十年代，一方面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党内外大多数人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人们对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思想认识并未统一，怕市场经济搞多了会偏离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个问题当时已经成为改革开放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善于抓住关键环节的邓小平，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下决心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一九九二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从而解决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触及的不是常规性的或一般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全新课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是中国如何向前发展、走自己的路的一系列现实的、关键的问题。比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扬弃了传统的“大、公、纯”模式，突破了传统的把社会主义看成只能以固定不变的单一公有制的观点，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是检验各项工作得失成败标准的新观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观念，新目标。在上述一系列以往为人们视为禁区的重大问题上，邓小平和我们党突破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三、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服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邓小平理论产生和形成的出发点及社会基础，也是我们推进这一理论继续发展的出发点和社会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是以人民作为主体和主人的社会，人民群众是我们立党立国之本，它既是我们党的服务对象，又是我们党的依靠力量。因此，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是价值判断的根本标准。一套理论体系能否最终形成，并在实践中产生多大的积极影响，关键是这一理论是否代表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确保理论正确，就必须以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为依据。邓小平曾经说过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着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提出理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5]在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过程中，处处反映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赤诚之心。他把人民的利益上升为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一切立足于人民的利益和一切立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中获得了根本性的统一。在理论上，邓小平把人民的利益彻底引入社会主义范畴。如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为了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他突出强调效率，指出“发展才是硬道路”，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帮后富，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求得公平。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每一个人观点都反映了人民的呼声，代表了人民最现实、最根本、最长远的利益。正因为如此，这一理论已深入人心，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肯定和拥护，并转化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 
四、革命领袖理论上的洞察力与全党集体智慧相结合，并实行学术民主，充分发挥理论界的力量，这是邓小平理论产生和形成的重要条件，也是我们推进

这一理论继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进行科学理论创造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一个重大的理论体系的产生和形成更为复杂艰巨。不管是借鉴前人的优秀成果，还是从新的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理论，一方面离不开卓越历史人物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借助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实现。邓小平理论，其实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与全党智慧以及广大理论工作者相结合，经过近二十年的艰苦探索，不断总结才逐步形成和完善的。 
首先，邓小平对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最大。邓小平有近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他跨越了两个时代，既是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又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具有十分丰富的治党治国经验。党的十四大指出：“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膊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6]这一段论述完全符合实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以他巨大的政治气魄、卓越的政治智慧、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最早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和原则。如关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关于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关于政治上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关于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思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关于物质文明精神和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关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理论；关于“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关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的理论等等，都是邓小平第一个提出来的。这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和原则，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内容。正因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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