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栖息何处——中国式社会焦虑之文化根源
灵魂栖息何处——中国式社会焦虑之文化根源
作者/倪稼民
口倪稼民，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
对于几乎成为当下国人生活常态的焦虑，不能简单将它归之于转型期的通病，也很难以发展过快，诸如中国30年走完了西方200年走过的路程等为由来解释。且不说欧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在战后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现代化（我们还远未完成），然而却没有发生像中国当下无论表现程度还是波及范围都空前的全民性的集体焦虑。引发焦虑的原因繁多，但主要还是现代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的缺失，致使灵魂不知栖息何处。
中国当下的社会焦虑是一种本体性的焦虑。中国人缺乏宗教的传统，以往主要靠意识形态教化来提供归属感和价值认同。2000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儒教纲常伦理，在维系皇权至上的大一统专制统治和教化民众“牺牲个性以事治者”（钱穆语）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种支配地位一直到19世纪末才有所动摇，但也仅局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队伍中，他们开始陷于痛苦的中西方的“文化矛盾”中。而在民间，传统文化影响依然深远，在精神层面还谈不上有“整体性危机”（伯尔曼语）。1949年以后，传统被革命、专政、“平等”、“民主”等现代理念以极其传统的方式阉割、碎化、铲除和取代，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意识形态（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加毛泽东思想）统治时代。由于启蒙的缺失，绝大多数人依然习惯于有所依附和被规定，只是皇帝换成克里斯玛型领袖，儒教换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是30年后，经历了自身劫难，陷于经济崩溃边缘和物质极度贫乏的中国，终于意识到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继续革命思想的问题，实行了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由此出现了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局面。中国开始强大起来，但中国人却又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迷茫过、焦虑过，从上到下陷于精神层面的“整体性危机”。
脱贫后的中国人渐渐发现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不知落在何处。原来所依随着祛魅而退场，市场经济唤醒的个体自我又因为新的文化价值认同缺失而走向极端，甚至道德底线都几乎丧失。当尼采发现“上帝死了”，上帝的孩子已经成长、独立（西方现代社会已经形成），况且，西方的现代社会价值是那样深深地根源于西方文化——古希腊罗马的理性精神和法的传统与基督教（教皇革命、唯名论对经院哲学的挑战、宗教改革等）的结合，即使宗教基本淡出，发展出了多元主义，但在“什么是正当的”层面上还是有明确的全社会的共识。而我们呢？我们还在成长过程中却已失去了价值认同、精神支撑，传统文化被我们蹂躏得面目全非（亨廷顿先生说我们是儒教文明，我们还是吗？），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但在一个封闭已久后开放的物欲横流的时代，其教化功能的低效性（这里还有教化手段本身的问题，以及如何重新解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现实结合的问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下构建核心价值诉求之迫切难道不是一个最好的明证？当然，这种核心价值绝不能是由行政权力定于一尊的，它只能是在学习和继承、比较和审视中，在全社会公开的自由讨论中逐渐达成的一种共识性认同。
100多年来，由于被西方凌辱而不得不开始现代化进程，但我们因为心理上的失衡和受东西方文化矛盾的煎熬，导致认知上对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和对本土的文化资源出现误读和偏差，无论是西化派、国粹派还是“反西方的西化派”（余英时语），实际上还是没有成功地找到走向现代的路径，没有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两元撞击中找到通向现代社会的共通环节，我们的灵魂还是没有找到栖息之地。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断断续续或常改弦易辙，根源就在于此，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整合出现问题—全社会的集体性焦虑产生，实质上也根源于此。
比如，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是仅仅将它作为一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经济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并不了解其背后的道德正当性和法律保障性，从而片面地一味地追求效率（以GDP作为官员考核、晋升的指标），以为经济增长了，一切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从而忽略了公平、公正问题，导致贫富差距急遽拉大，与此同时因体制带来的官商勾结、寻租腐败等问题激增，官民矛盾加剧，仇富仇官心态急剧滋生，非理性行为和社会冲突频繁。 (凹丫丫范文网 fanwen.oyaya.net) 有人因此想回到贫穷但平等（实质上是平均）的毛泽东时代，就是当下社会焦虑的激进反应。事实上，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绝不是通常认为的是自发扩展的，而是基于承认个人权利的前提下由国家推行的一系列法律造就而成的（博兰尼语），它始终与法治联袂而行。市场经济是法律规制下的自由竞争，资本的实现基于法律的实现，而不是恣意妄为及对任何他人权利的侵犯。市场经济“只有通过诸如政府这样的公共机构组织的集体行动”才可能获得发展。“一个软弱的政府是对自由的一种否定”，同样，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府不可能促成正常的成熟的市场经济，而只会导致腐败和权贵经济的产生，最终使得现代化进程再度受阻。
又如，我们对个人权利特别是产权的界定实质上处于不明晰不确定状态，加上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带来的权力过大、监督缺失、法律虚设、腐败猖獗，从而引起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焦虑和愤懑：几乎整个社会中的人们因各种权利受到侵犯（自由的权利、发明创造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基本医疗保障权利、知情的权利、妇女儿童的权利、食品安全的权利、住房的权利、人身安全的权利、隐私的权利等等），却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而焦虑；对无止境的不可持续地追求经济利益而肆意破坏生存环境的焦虑；对社会日益严重的不公正现象的焦虑；还有在改革开放中获得极大利益而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也焦虑；农民因现有田地和宅基地的不确定权限而焦虑；移民潮和大量裸官等现象涌现也都与焦虑有关。
再如，我们对西方基于主权在民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国家的理解和认识，长期以来没有摆脱“天下”（天道、伦理高于法律）、“炎黄子孙”与“儒家文化”（文化共同体高于个体）等传统理念的框架，我们缺乏一种独立的公民对政治共同体即对国家制度、宪法和现代社会的价值认同感，更多的是一种几千年来被教化而习惯了的对文化共同体的依附和归属感。加之不寻常的历史经历，我们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很容易走向极端和扭曲；我们追求正常的个人利益和独立性，也因长期受到抑制以及缺失现代个人自由观而易偏私和狭隘。前者的表现往往以“共同体自由”、“国家自由”、“阶级自由”为借口来扼杀个人自由；后者常常会陷于以“个人自由”来消解“社会自由”、“法制自由”的非理性陷阱。
可以说，正因为我们对个人权利、市场经济、民族国家，当然还有更多的现代观念和现代价值没有全面的深刻的理解和领悟，更没有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找到正当性和合法性支撑，由此至今没有对这些现代价值形成一种共识和认同。就个体层面来说，我们至今没有真正搞清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自由？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怎样？国家和社会、和公民的关系怎样？就国家层面而言，我们要么因为这些价值率先在西方实现就担心自己会全面西方化，而始终羞羞答答迈不开步子，要么完全拒绝这些普世性价值、拒绝学习其他优秀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并企图在古老的传统和实际上已经扭曲的体制中寻找某种特殊性，为中国当下现代化进程提供合法性论证（典型的即为前阵子被广为鼓噪的“中国模式”论），从而致使现代化进程如此艰难曲折。我们至今还是找不着北，我们所有的焦虑都源于此。
著名的印裔学者阿玛蒂亚，森竭力反对将西方文化为现代化提供支撑的那些价值当作西方“仅”有的文化价值，认为它们在非西方文化中也能找到，只是因为西方率先建构了实现这些价值的机制。所以，今天还在为担心西方化而延缓现代化步伐“是幼稚的”，正如布罗代尔所言，现代化加强了那些非西方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WWW.fwsIR.Com)事实是，只有迷失自我、找不到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契机而实现不了现代化的国家，却尚未有实现了现代化而迷失自己传统文化的国家。今天还在拒绝和否定普世价值，则更是愚蠢的。如果不存在那些普遍认同的价值，我们何以与其他国家和睦共存、交往、沟通并不断发展？托尔斯泰、爱因斯坦之伟大和崇高为全人类所敬仰，这不就是存在一种超越民族和国界的价值共识和认同的明证吗？
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一直被某种修饰过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所遮蔽，不能客观地看清自己的过去和深刻地审视自己的文化，当然不能产生一种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以及理性地处理当下、走向未来。今天，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养成”这种自觉性，从而找到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契机，为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持续有效的现代价值认同。社会主义、西方文化以及必然有的中国传统文化，都应该是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资源。
参考文献：
［1］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98.
［2］理查德，贝拉米，重新思考自由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05.
［3］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90.
［4］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36.
［5］转引自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70-71.
《灵魂栖息何处——中国式社会焦虑之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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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倪稼民
口倪稼民，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
对于几乎成为当下国人生活常态的焦虑，不能简单将它归之于转型期的通病，也很难以发展过快，诸如中国30年走完了西方200年走过的路程等为由来解释。且不说欧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在战后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现代化（我们还远未完成），然而却没有发生像中国当下无论表现程度还是波及范围都空前的全民性的集体焦虑。引发焦虑的原因繁多，但主要还是现代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的缺失，致使灵魂不知栖息何处。
中国当下的社会焦虑是一种本体性的焦虑。中国人缺乏宗教的传统，以往主要靠意识形态教化来提供归属感和价值认同。2000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儒教纲常伦理，在维系皇权至上的大一统专制统治和教化民众“牺牲个性以事治者”（钱穆语）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种支配地位一直到19世纪末才有所动摇，但也仅局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队伍中，他们开始陷于痛苦的中西方的“文化矛盾”中。而在民间，传统文化影响依然深远，在精神层面还谈不上有“整体性危机”（伯尔曼语）。1949年以后，传统被革命、专政、“平等”、“民主”等现代理念以极其传统的方式阉割、碎化、铲除和取代，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意识形态（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加毛泽东思想）统治时代。由于启蒙的缺失，绝大多数人依然习惯于有所依附和被规定，只是皇帝换成克里斯玛型领袖，儒教换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是30年后，经历了自身劫难，陷于经济崩溃边缘和物质极度贫乏的中国，终于意识到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继续革命思想的问题，实行了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由此出现了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局面。中国开始强大起来，但中国人却又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迷茫过、焦虑过，从上到下陷于精神层面的“整体性危机”。
脱贫后的中国人渐渐发现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不知落在何处。原来所依随着祛魅而退场，市场经济唤醒的个体自我又因为新的文化价值认同缺失而走向极端，甚至道德底线都几乎丧失。当尼采发现“上帝死了”，上帝的孩子已经成长、独立（西方现代社会已经形成），况且，西方的现代社会价值是那样深深地根源于西方文化——古希腊罗马的理性精神和法的传统与基督教（教皇革命、唯名论对经院哲学的挑战、宗教改革等）的结合，即使宗教基本淡出，发展出了多元主义，但在“什么是正当的”层面上还是有明确的全社会的共识。而我们呢？我们还在成长过程中却已失去了价值认同、精神支撑，传统文化被我们蹂躏得面目全非（亨廷顿先生说我们是儒教文明，我们还是吗？），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但在一个封闭已久后开放的物欲横流的时代，其教化功能的低效性（这里还有教化手段本身的问题，以及如何重新解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现实结合的问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下构建核心价值诉求之迫切难道不是一个最好的明证？当然，这种核心价值绝不能是由行政权力定于一尊的，它只能是在学习和继承、比较和审视中，在全社会公开的自由讨论中逐渐达成的一种共识性认同。
100多年来，由于被西方凌辱而不得不开始现代化进程，但我们因为心理上的失衡和受东西方文化矛盾的煎熬，导致认知上对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和对本土的文化资源出现误读和偏差，无论是西化派、国粹派还是“反西方的西化派”（余英时语），实际上还是没有成功地找到走向现代的路径，没有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两元撞击中找到通向现代社会的共通环节，我们的灵魂还是没有找到栖息之地。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断断续续或常改弦易辙，根源就在于此，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整合出现问题—全社会的集体性焦虑产生，实质上也根源于此。
比如，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是仅仅将它作为一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经济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并不了解其背后的道德正当性和法律保障性，从而片面地一味地追求效率（以GDP作为官员考核、晋升的指标），以为经济增长了，一切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从而忽略了公平、公正问题，导致贫富差距急遽拉大，与此同时因体制带来的官商勾结、寻租腐败等问题激增，官民矛盾加剧，仇富仇官心态急剧滋生，非理性行为和社会冲突频繁。 (凹丫丫范文网 fanwen.oyaya.net) 有人因此想回到贫穷但平等（实质上是平均）的毛泽东时代，就是当下社会焦虑的激进反应。事实上，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绝不是通常认为的是自发扩展的，而是基于承认个人权利的前提下由国家推行的一系列法律造就而成的（博兰尼语），它始终与法治联袂而行。市场经济是法律规制下的自由竞争，资本的实现基于法律的实现，而不是恣意妄为及对任何他人权利的侵犯。市场经济“只有通过诸如政府这样的公共机构组织的集体行动”才可能获得发展。“一个软弱的政府是对自由的一种否定”，同样，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府不可能促成正常的成熟的市场经济，而只会导致腐败和权贵经济的产生，最终使得现代化进程再度受阻。
又如，我们对个人权利特别是产权的界定实质上处于不明晰不确定状态，加上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带来的权力过大、监督缺失、法律虚设、腐败猖獗，从而引起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焦虑和愤懑：几乎整个社会中的人们因各种权利受到侵犯（自由的权利、发明创造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基本医疗保障权利、知情的权利、妇女儿童的权利、食品安全的权利、住房的权利、人身安全的权利、隐私的权利等等），却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而焦虑；对无止境的不可持续地追求经济利益而肆意破坏生存环境的焦虑；对社会日益严重的不公正现象的焦虑；还有在改革开放中获得极大利益而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也焦虑；农民因现有田地和宅基地的不确定权限而焦虑；移民潮和大量裸官等现象涌现也都与焦虑有关。
再如，我们对西方基于主权在民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国家的理解和认识，长期以来没有摆脱“天下”（天道、伦理高于法律）、“炎黄子孙”与“儒家文化”（文化共同体高于个体）等传统理念的框架，我们缺乏一种独立的公民对政治共同体即对国家制度、宪法和现代社会的价值认同感，更多的是一种几千年来被教化而习惯了的对文化共同体的依附和归属感。加之不寻常的历史经历，我们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很容易走向极端和扭曲；我们追求正常的个人利益和独立性，也因长期受到抑制以及缺失现代个人自由观而易偏私和狭隘。前者的表现往往以“共同体自由”、“国家自由”、“阶级自由”为借口来扼杀个人自由；后者常常会陷于以“个人自由”来消解“社会自由”、“法制自由”的非理性陷阱。
可以说，正因为我们对个人权利、市场经济、民族国家，当然还有更多的现代观念和现代价值没有全面的深刻的理解和领悟，更没有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找到正当性和合法性支撑，由此至今没有对这些现代价值形成一种共识和认同。就个体层面来说，我们至今没有真正搞清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自由？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怎样？国家和社会、和公民的关系怎样？就国家层面而言，我们要么因为这些价值率先在西方实现就担心自己会全面西方化，而始终羞羞答答迈不开步子，要么完全拒绝这些普世性价值、拒绝学习其他优秀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并企图在古老的传统和实际上已经扭曲的体制中寻找某种特殊性，为中国当下现代化进程提供合法性论证（典型的即为前阵子被广为鼓噪的“中国模式”论），从而致使现代化进程如此艰难曲折。我们至今还是找不着北，我们所有的焦虑都源于此。
著名的印裔学者阿玛蒂亚，森竭力反对将西方文化为现代化提供支撑的那些价值当作西方“仅”有的文化价值，认为它们在非西方文化中也能找到，只是因为西方率先建构了实现这些价值的机制。所以，今天还在为担心西方化而延缓现代化步伐“是幼稚的”，正如布罗代尔所言，现代化加强了那些非西方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WWW.fwsIR.Com)事实是，只有迷失自我、找不到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契机而实现不了现代化的国家，却尚未有实现了现代化而迷失自己传统文化的国家。今天还在拒绝和否定普世价值，则更是愚蠢的。如果不存在那些普遍认同的价值，我们何以与其他国家和睦共存、交往、沟通并不断发展？托尔斯泰、爱因斯坦之伟大和崇高为全人类所敬仰，这不就是存在一种超越民族和国界的价值共识和认同的明证吗？
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一直被某种修饰过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所遮蔽，不能客观地看清自己的过去和深刻地审视自己的文化，当然不能产生一种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以及理性地处理当下、走向未来。今天，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养成”这种自觉性，从而找到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契机，为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持续有效的现代价值认同。社会主义、西方文化以及必然有的中国传统文化，都应该是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资源。
参考文献：
［1］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98.
［2］理查德，贝拉米，重新思考自由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05.
［3］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90.
［4］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36.
［5］转引自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70-71.
《灵魂栖息何处——中国式社会焦虑之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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