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文艺新潮到延安文艺座谈会——浅谈延安文艺整风的缘起

是超过了漫画本身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
　　
　　对于讽刺画展的社会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十分重视，画展的第三天，毛泽东和王稼祥也来参观。看完画展后，毛泽东找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人在枣园进行了谈话。
　　
　　（二）《轻骑队》、《矢与的》墙报
　　
　　《轻骑队》墙报创办于1941年4月，关于《轻骑队》创办的目的，李锐回忆说，到延安的这些知识青年“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对延安好些事情看不惯，每天晚饭后，青年们聚在窑洞前聊天儿，谈的尽是这类话题。于是有人提议：办个墙报、将这些意见写上去。大家赞成，事情就是这么定的。”
　　
　　李锐当时也是《轻骑队》的主笔，他发表的《想当年》，讽刺了某些老干部，没有新建树，只一味摆老资格。陈企霞的《丘比持之箭》，讽刺了当时延安的女青年们找对象眼睛都盯着大官儿、“大知识分子”，而工农干部和“小知识分子”被冷落一旁的不正常现象。萧平发表的《龙生龙，凤生风》，则批评了延安幼儿园里的牛奶只给高级干部的孩子喝的不合理现象。这篇文章后来被国民党的《良心话》杂志转载，攻击共产党领导的延安“一团糟”。
　　
　　3月23日，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的墙报创刊号上发表《零感两则》、《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等文章，他说，“我们绝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我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这些偏激的言论引来了很多人的观看，后来还贴在布上，挂到南门外的闹市区。
　　
　　王实味的文章引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极大重视，王震看后气愤地说：“前方的同志在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王震看后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晚上提着灯来看，看后说：“这是很好的反面教材，思想斗争有了目标。”
　　
　　（三）还是杂文时代
　　
　　1942年春，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出现的大量杂文，是延安文艺界向边区各种“黑暗”现象发难的开端，并将延安文艺运动推向了高潮。3月9日，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三八节”有感》，文章“暴露”了，像延安这样进步的地方，妇女在封建伦理道德和革命事业中所处的困境。3月10日，罗烽发表了《还是杂文时代》，作者指出既然还是杂文时代，那么还是可以看见可怕的黑暗的。作者号召：那“划破黑暗，指导一路去的短剑，已经埋在地下了，锈了”，现在该启用这种武器了，去揭露、批判现实。3月11日，艾青发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批评那些害怕揭露、害怕批判现实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萧军4月8日发表的《论同志之“爱”与“耐”》，批评革命者中的一些人两眼只盯着“地位”和“权威”，而不走正路，甚至“穿着钉子鞋”从自己同志的鼻子上踏过。
　　
　　王实味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野百合花》，及在《谷雨》上发表的《政治家-艺术家》，则成为文艺运动向边区意识形态投下的重磅炸弹。在《野百合花》一文中，王实味以“舞回金莲步、歌啭玉堂春；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描写来反映延安干部生活的现状及延安社会的“黑暗”。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中，王实味认为，由于我们的革命阵营和革命战士是从旧中国脱胎而出，这使“我们底灵魂不能免地要带着肮脏和黑暗。”因此，要“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他们”。
　　
　　三、文艺新潮与延安文艺座谈会
　　
　　传承了五四精神的延安文艺新潮，在整风运动的推动之下，展现出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它的汹涌澎湃对延安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对中国共产党及边区的形象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并且成了整风运动的巨大阻力。为构建无产阶级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扭转文艺界的整风局面，延安文艺座谈会便应运而生。
　　
　　前文已述，不同观点，认为此举是“毛泽东‘党文化’观的形成”或党对知识分子的驯服。马克思曾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列宁也说：“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局部执政的地位，陕甘宁边区曾被称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示范区。构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掌握其领导权，对于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这是必然的和必需的。
　　
　　对于这点，毛泽东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已进行了详细阐述：“当作国民的文化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
　　
　　因此说，文艺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构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尝试的一种必然要求，当整风全面展开之时，因文艺新潮的爆发而对文艺界的整顿也是一种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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