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文艺新潮到延安文艺座谈会——浅谈延安文艺整风的缘起
从延安文艺新潮到延安文艺座谈会——浅谈延安文艺整风的缘起
王 卫
（延安革命纪念馆，陕西延安716000）
摘要：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并对建国后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界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构建无产阶级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必然要求及重要举措。在延安整风运动即将全面展开之时，以讽刺漫画、杂文、墙报等主要形式的延安文艺新潮，则成为了波涛汹涌的文艺界整风的缘起。
关键词：延安；文艺整风；缘起
对于上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的评价，学界常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观点早就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标志着开始大力迫害‘五四’运动中的多元论精神和知识分子的自治倾向，而代之以党指导下的文化和受党训练的知识分子。”
亲历过延安时期的李锐，在其《我的延安经历》一文中说：“所谓整风，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整思想上没有入党的，还不是‘驯服工具’的知识分子。”
高华则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将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为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的过程”，延安文艺座谈会则是标志着“毛泽东‘党文化’观的形成”，“最终建立起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共产党官方文艺路线”。
为更好地摒弃一些偏见以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为此，本文以延安文艺整风的缘起对延安整风运动予以管窥，或许这更有助于对历史的客观评价及是非的明辨。
一、“五四”精神与延安文艺新潮的序曲
抗战全面爆发后，延安成为了“中国的耶路撒冷”，数以万计的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纷纷奔赴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刚刚踏上延安这片圣土的知识分子心目中，延安的一切都是那么地美好，到处洋溢着生机和希望。丁玲在《七月的延安》中赞美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乐园……百事乐业，耕者有田。”何其芳满含深情地说：“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宏亮的动人的音调”，“然而我首先要大声地说出来的是延安的空气。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
然而，随着对边区生活的深入了解，这群传承了“五四”民主与科学启蒙精神的知识分子，逐渐对周围环境的部分现象和事物产生了不满，他们开始觉得应该肩负起揭露社会现实，“改造人的灵魂”的重任。从1941年开始，折射延安生活阴暗面的文章相继出现在了《解放日报》、《谷雨》等边区重要刊物上，而这只是一个开端。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观点认为，延安文艺新潮是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关于开展批评党内干部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号召的响应，并且最初是受到了毛泽东的鼓动。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也认为，延安文艺新潮是毛泽东早已计划好的利用青年知识分子帮助推进整风运动的手段，即帮助“红色教授”和老干部“脱裤子”。因为，“1942年3月9日，就在《教条和裤子》社论问世的当天，《解放日报》刊出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
从时间上来看，延安文艺运动高潮的到来，也的确是在标志着整风运动开始的毛泽东的两篇重要报告，即《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发表之后。但没有依据可以证明延安文艺运动的推波助澜是得到了毛泽东以整风为目的的授意或鼓动。或许可以说，文艺新潮是知识分子对党内官僚主义及边区许多不合理现象的一种自觉的、具有主体意识的反应。并且这一反应的最初表露，即延安文艺运动的序曲却是在更早一些时候就已奏响了。
早在萧军1940年9月8日的日记中，已这样的记载：“……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一时不容易铲除！”“我不再对这些共产党人现在的本身有过高的希求，因为我更深懂得他们了，他们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独立灵魂的，缺乏教养的，被中国旧社会培植太久了的较好的人。”
丁玲在1941年6月《中国文化》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反映了部分根据地群众和干部的冷漠麻木，表达了作者对这种现象的愤懑与不满。
之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柳青的《废物》、朱寨的《厂长追猪去了》、严文井的《一个钉子》，莫邪在《西北文艺》上发表的《丽萍的烦恼》，丁玲在《谷雨》上发表的《在医院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映了边区生活中的各种不合理现象。1941年10月23日，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认为“文章不是为着荣誉，只是为着真理”，文章号召作家们要向鲁迅一样用杂文来批判社会现实。
这只是一个开端，巨浪狂澜还在之后。
二、整风运动与延安文艺新潮的高潮
到了1942年初，文艺新潮如暴风骤雨般的席卷了延安思想文化界。而它主要是以“讽刺漫画”、《解放日报》上的杂文和“轻骑队”等墙报三种形式出现的。
（一）讽刺漫画风波
就在毛泽东发表《反对党八股》讲演一周后，1942年2月15日，由延安美协主办的讽刺画展在军人俱乐部举行展出。这次画展展出了华君武、蔡若红、张谔三人的七十余幅作品，作品批评、讽刺了当时延安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不正常恋爱、非正规开会、乱讲自由、自高自大等现象。
例如，张谔的《请批了再走》、蔡若虹的《科长会客》，对官僚主义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两种衣服的吵架》讽刺一些干部争地位、摆官架子的现象。《老李，还你一根葱》，对不正规的集会制度、调查研究中的不良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评。《一个科长就嫁了么》，批判一些女同志只喜欢找骑马的首长结婚的现象。
画展展出的同时，一些知名人士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对画展的评论文章。江丰著文《关于讽刺画展》，高度评价讽刺画“犹如医生手中的一把挑刺割疮的小刀”。海燕发文，更是尖锐地指出：“许多人常常会指责别人，而不自己‘照照镜子’……”画展的作者在《解放日报》上也发表了《讽刺画展的“作者自白”》的文章，指出他们作画的目的是因为“旧的思想意识中带过来的渣滓，它附着在新的社会上而且腐蚀着新的社会”，因此要“指出它们，埋葬它们”。对画展评价引发的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的连锁效应，更 《从延安文艺新潮到延安文艺座谈会——浅谈延安文艺整风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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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卫
（延安革命纪念馆，陕西延安716000）
摘要：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并对建国后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界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构建无产阶级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必然要求及重要举措。在延安整风运动即将全面展开之时，以讽刺漫画、杂文、墙报等主要形式的延安文艺新潮，则成为了波涛汹涌的文艺界整风的缘起。
关键词：延安；文艺整风；缘起
对于上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的评价，学界常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观点早就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标志着开始大力迫害‘五四’运动中的多元论精神和知识分子的自治倾向，而代之以党指导下的文化和受党训练的知识分子。”
亲历过延安时期的李锐，在其《我的延安经历》一文中说：“所谓整风，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整思想上没有入党的，还不是‘驯服工具’的知识分子。”
高华则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将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为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的过程”，延安文艺座谈会则是标志着“毛泽东‘党文化’观的形成”，“最终建立起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共产党官方文艺路线”。
为更好地摒弃一些偏见以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为此，本文以延安文艺整风的缘起对延安整风运动予以管窥，或许这更有助于对历史的客观评价及是非的明辨。
一、“五四”精神与延安文艺新潮的序曲
抗战全面爆发后，延安成为了“中国的耶路撒冷”，数以万计的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纷纷奔赴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刚刚踏上延安这片圣土的知识分子心目中，延安的一切都是那么地美好，到处洋溢着生机和希望。丁玲在《七月的延安》中赞美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乐园……百事乐业，耕者有田。”何其芳满含深情地说：“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宏亮的动人的音调”，“然而我首先要大声地说出来的是延安的空气。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
然而，随着对边区生活的深入了解，这群传承了“五四”民主与科学启蒙精神的知识分子，逐渐对周围环境的部分现象和事物产生了不满，他们开始觉得应该肩负起揭露社会现实，“改造人的灵魂”的重任。从1941年开始，折射延安生活阴暗面的文章相继出现在了《解放日报》、《谷雨》等边区重要刊物上，而这只是一个开端。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观点认为，延安文艺新潮是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关于开展批评党内干部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号召的响应，并且最初是受到了毛泽东的鼓动。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也认为，延安文艺新潮是毛泽东早已计划好的利用青年知识分子帮助推进整风运动的手段，即帮助“红色教授”和老干部“脱裤子”。因为，“1942年3月9日，就在《教条和裤子》社论问世的当天，《解放日报》刊出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
从时间上来看，延安文艺运动高潮的到来，也的确是在标志着整风运动开始的毛泽东的两篇重要报告，即《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发表之后。但没有依据可以证明延安文艺运动的推波助澜是得到了毛泽东以整风为目的的授意或鼓动。或许可以说，文艺新潮是知识分子对党内官僚主义及边区许多不合理现象的一种自觉的、具有主体意识的反应。并且这一反应的最初表露，即延安文艺运动的序曲却是在更早一些时候就已奏响了。
早在萧军1940年9月8日的日记中，已这样的记载：“……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一时不容易铲除！”“我不再对这些共产党人现在的本身有过高的希求，因为我更深懂得他们了，他们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独立灵魂的，缺乏教养的，被中国旧社会培植太久了的较好的人。”
丁玲在1941年6月《中国文化》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反映了部分根据地群众和干部的冷漠麻木，表达了作者对这种现象的愤懑与不满。
之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柳青的《废物》、朱寨的《厂长追猪去了》、严文井的《一个钉子》，莫邪在《西北文艺》上发表的《丽萍的烦恼》，丁玲在《谷雨》上发表的《在医院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映了边区生活中的各种不合理现象。1941年10月23日，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认为“文章不是为着荣誉，只是为着真理”，文章号召作家们要向鲁迅一样用杂文来批判社会现实。
这只是一个开端，巨浪狂澜还在之后。
二、整风运动与延安文艺新潮的高潮
到了1942年初，文艺新潮如暴风骤雨般的席卷了延安思想文化界。而它主要是以“讽刺漫画”、《解放日报》上的杂文和“轻骑队”等墙报三种形式出现的。
（一）讽刺漫画风波
就在毛泽东发表《反对党八股》讲演一周后，1942年2月15日，由延安美协主办的讽刺画展在军人俱乐部举行展出。这次画展展出了华君武、蔡若红、张谔三人的七十余幅作品，作品批评、讽刺了当时延安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不正常恋爱、非正规开会、乱讲自由、自高自大等现象。
例如，张谔的《请批了再走》、蔡若虹的《科长会客》，对官僚主义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两种衣服的吵架》讽刺一些干部争地位、摆官架子的现象。《老李，还你一根葱》，对不正规的集会制度、调查研究中的不良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评。《一个科长就嫁了么》，批判一些女同志只喜欢找骑马的首长结婚的现象。
画展展出的同时，一些知名人士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对画展的评论文章。江丰著文《关于讽刺画展》，高度评价讽刺画“犹如医生手中的一把挑刺割疮的小刀”。海燕发文，更是尖锐地指出：“许多人常常会指责别人，而不自己‘照照镜子’……”画展的作者在《解放日报》上也发表了《讽刺画展的“作者自白”》的文章，指出他们作画的目的是因为“旧的思想意识中带过来的渣滓，它附着在新的社会上而且腐蚀着新的社会”，因此要“指出它们，埋葬它们”。对画展评价引发的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的连锁效应，更 《从延安文艺新潮到延安文艺座谈会——浅谈延安文艺整风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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