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之下的幸福指数
焦虑之下的幸福指数
作者/邢占军
口 邢占军，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今天我们所探讨的焦虑，显然已经超越了个体的人格特质或心理状态，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毋庸讳言，当今中国社会正弥漫着普遍的社会焦虑。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快速现代化进程和剧烈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压力，以及所伴生的价值缺失和信仰危机密切相关，已经严重影响到民众的幸福感和社会的幸福指数。
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社会的焦虑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焦虑这种社会心态与人们所面对的社会刺激和压力密切相关。当今中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焦虑，首先是源自于快速现代化和剧烈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压力。上世纪50年代中期，现代化开始成为我国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在中国这样一个基础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选择的是一条赶超的路径。历经曲折反复，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才调整了这条路径，开始全面、高速地向着现代化方向推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讲，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发展的历程。然而，现代化的快速推进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令人们越来越多地体验到了强大的冲突与压力。现代化这部“机器”毫不留情地将人们的生存状态推向格式化和碎片化；缺乏系统顶层设计的变革增加了民众的无助感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长至上的理念对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与资源造成了难以逆转的破坏；市场条件下不计后果的逐利损害着人们的健康、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因体制因素而导致的个体不均衡发展，特别是想象中或真实存在的不平等竞争侵蚀着社会的公平正义；现代化过程中物质财富的积累固然可以极大地改善人们的生存质量，但人自身如果不能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同步实现现代化，则会导致自身的“异化”和价值感的缺失。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存在着一些特殊性，特别集中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同时进行。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转型过程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坚守的农业文明而变得异常艰难，而新中国成立后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的计划体制又暗合了传统的社会秩序，使得改革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由计划向市场体制的转轨触及的不仅仅是一部分人的利益，也使得全社会都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的焦虑程度。 (凹丫丫范文网 fanwen.oyaya.net) 二是中国的现代化游走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支撑着西方社会现代化的理性主义传统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和挑战，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却在反思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使得反理性、反本质、反中心、去主体等后现代理念渐人人心，这些后现代的理念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此而决定了中国绝不可能重复发达国家所走过的现代化之路。如果说普遍焦虑是民众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心理体验，那么游走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当代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注定要体验到比发达国家民众更多的焦虑。
当然，作为外部刺激和压力，现代化本身对民众的影响仍然是表层的，而导致中国社会普遍焦虑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缺失和信仰危机。其实，先发现代化的西方社会自20世纪中叶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因价值缺失而导致的社会焦虑。在人本主义哲学家罗洛·梅看来，文艺复兴以来凝聚西方社会的个人竞争和人的理性这两大理念，与传统的希伯来一基督教价值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个人获取自身利益的努力已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使社会共同体受益；竞争使得每个人成为自己邻人的潜在敌人，制造出大量的个人之间的敌视与憎恨，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焦虑感和彼此之间的疏离感：一度为人们所崇尚的“普遍理性”也失去了它昔日的光彩，被肢解为人格中的“碎片”。由于丧失了人存在的价值感与尊严感，现代人对待自己就如同“局外人”，人们更乐于“在生活中成为演戏者而不是成为如其本然的，作为自我的生活者和行动者”。
透过罗洛，梅的分析，我们看到了先发现代化的西方社会价值的缺失，这种缺失最为集中地表现在理性的崩塌和自我的丧失。与西方社会相反，中国社会长期限制乃至排斥理性、否定个人的价值，因而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价值缺失更多表现为中国人的理性发现和个体的自我觉醒。尽管价值缺失的方向不同，但却都表现为对传统价值的否定，也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民众对现实适应的不良。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缺乏某种普遍信仰的支撑，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仰体系又遭遇到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的冲击，因此当下的中国社会又凸显出信仰缺失，乃至信仰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民众的焦虑感。
焦虑之下民众幸福指数的提升
焦虑“像鱼雷一样，从下面打击我们最深的层面或‘核心’，而恰恰是在这一层面上我们才把自己体验为个人，体验为能够对对象世界采取行动的主体”。一个长期处在焦虑状态的个体，在自我认同上会出现问题，很难体验到幸福感。如果一个社会长期弥漫着焦虑心态，这个社会的幸福指数也只能停留在较低的水平。近年来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一些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水平和其民众幸福指数水平不完全同步，焦虑水平或许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在此，仅就中国社会普遍焦虑之下如何提升民众的幸福指数做些思考。
要化解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焦虑现象、提升民众的幸福指数，首要而最为紧迫的是尽快重建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社会价值。国力的强盛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不会自然而然地提升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被传统所压抑和束缚的一些合乎人性的价值理念得到了高扬，但却面临着文化适应和现实适应的窘境。传统价值在消解的过程中被标签化处理，其中的一些合理成分也被抛弃。信仰缺失和价值真空的出现，使得人们失去了基本的是非判断标准。在价值错位的状态下，民众可能会体验到某种快感，但却很难体验到真正的幸福感。因此，要让人们走出焦虑、获得幸福感，首先要确立属于当代中国人的共同的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要合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要能够体现一个走向现代化民族的民族精神，要能够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社会价值的重建，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但离不开规则与制度的规范与引导。民众的普遍认同是社会价值重建的基础；精英群体的垂范是社会价值重建的关键；制度安排和政策干预是社会价值重建的重要保证。
其次，要通过合理的心理疏导来化解社会焦虑。导致社会焦虑的因素本身并非都是消极和负面的，例如前面所提到的理性发现和自我觉醒，都是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而且符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向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这些价值取向或者与我国传统的社会价值相左，或者因为现实的适应问题而遭遇到暂时的压力，民众仍然会因适应不良而体验到某种焦虑。这就需要在社会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帮助民众确立合乎人性的价值导向和良好的认知策略，提升自身的抗压能力，化解诸如此类的社会焦虑。值得一提的是，社会焦虑这类社会心理现象往往具有传导效应，会在礼会上大面积扩散蔓延开来，而且焦虑的程度会在传导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强。因此，社会管理的决策者们应当深入了解和把握社会焦虑的特征，通过各种渠道帮助民众迅速有效地转变认知模式，合理认识社会焦虑的作用并正确对待焦虑，帮助民众获得生活的目标和价值感，不断提升民众体验幸福的能力，使他们体验到更多的快乐，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焦虑的负面影响，使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维持在一个良好的水平。
再次，要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全面提升民众的生存与发展质量，最大限度地消除可能导致普遍社会焦虑的现实土壤，这是提升民众幸福指数的根本之道：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公共政策可以从以下方面付出切实的努力：促进民众的身心健康，更好地满足居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努力使民众的满足感保持在较高水平；通过改善和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劳动就业状况，使他们成为发展的主体和受益者，使民众的充裕感维持在较高水平；切实拓展民众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渠道和途径，强化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使民众拥有当家作主的自豪感；改善居民受教育的条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满足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使民众拥有充实感；提升社会质量，增强社会凝聚，改善公共福利条件，使民众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并拥有发自内心的优越感；将环境保护和资源涵养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有预见性地做出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节约资源，加大污染治理力度，使民众拥有安全感和舒适感。
参考文献：
［1］［2］罗洛，梅，人寻找自己，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42、28．
《焦虑之下的幸福指数》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63340.html
作者/邢占军
口 邢占军，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今天我们所探讨的焦虑，显然已经超越了个体的人格特质或心理状态，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毋庸讳言，当今中国社会正弥漫着普遍的社会焦虑。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快速现代化进程和剧烈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压力，以及所伴生的价值缺失和信仰危机密切相关，已经严重影响到民众的幸福感和社会的幸福指数。
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社会的焦虑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焦虑这种社会心态与人们所面对的社会刺激和压力密切相关。当今中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焦虑，首先是源自于快速现代化和剧烈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压力。上世纪50年代中期，现代化开始成为我国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在中国这样一个基础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选择的是一条赶超的路径。历经曲折反复，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才调整了这条路径，开始全面、高速地向着现代化方向推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讲，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发展的历程。然而，现代化的快速推进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令人们越来越多地体验到了强大的冲突与压力。现代化这部“机器”毫不留情地将人们的生存状态推向格式化和碎片化；缺乏系统顶层设计的变革增加了民众的无助感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长至上的理念对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与资源造成了难以逆转的破坏；市场条件下不计后果的逐利损害着人们的健康、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因体制因素而导致的个体不均衡发展，特别是想象中或真实存在的不平等竞争侵蚀着社会的公平正义；现代化过程中物质财富的积累固然可以极大地改善人们的生存质量，但人自身如果不能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同步实现现代化，则会导致自身的“异化”和价值感的缺失。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存在着一些特殊性，特别集中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同时进行。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转型过程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坚守的农业文明而变得异常艰难，而新中国成立后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的计划体制又暗合了传统的社会秩序，使得改革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由计划向市场体制的转轨触及的不仅仅是一部分人的利益，也使得全社会都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的焦虑程度。 (凹丫丫范文网 fanwen.oyaya.net) 二是中国的现代化游走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支撑着西方社会现代化的理性主义传统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和挑战，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却在反思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使得反理性、反本质、反中心、去主体等后现代理念渐人人心，这些后现代的理念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此而决定了中国绝不可能重复发达国家所走过的现代化之路。如果说普遍焦虑是民众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心理体验，那么游走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当代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注定要体验到比发达国家民众更多的焦虑。
当然，作为外部刺激和压力，现代化本身对民众的影响仍然是表层的，而导致中国社会普遍焦虑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缺失和信仰危机。其实，先发现代化的西方社会自20世纪中叶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因价值缺失而导致的社会焦虑。在人本主义哲学家罗洛·梅看来，文艺复兴以来凝聚西方社会的个人竞争和人的理性这两大理念，与传统的希伯来一基督教价值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个人获取自身利益的努力已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使社会共同体受益；竞争使得每个人成为自己邻人的潜在敌人，制造出大量的个人之间的敌视与憎恨，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焦虑感和彼此之间的疏离感：一度为人们所崇尚的“普遍理性”也失去了它昔日的光彩，被肢解为人格中的“碎片”。由于丧失了人存在的价值感与尊严感，现代人对待自己就如同“局外人”，人们更乐于“在生活中成为演戏者而不是成为如其本然的，作为自我的生活者和行动者”。
透过罗洛，梅的分析，我们看到了先发现代化的西方社会价值的缺失，这种缺失最为集中地表现在理性的崩塌和自我的丧失。与西方社会相反，中国社会长期限制乃至排斥理性、否定个人的价值，因而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价值缺失更多表现为中国人的理性发现和个体的自我觉醒。尽管价值缺失的方向不同，但却都表现为对传统价值的否定，也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民众对现实适应的不良。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缺乏某种普遍信仰的支撑，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仰体系又遭遇到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的冲击，因此当下的中国社会又凸显出信仰缺失，乃至信仰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民众的焦虑感。
焦虑之下民众幸福指数的提升
焦虑“像鱼雷一样，从下面打击我们最深的层面或‘核心’，而恰恰是在这一层面上我们才把自己体验为个人，体验为能够对对象世界采取行动的主体”。一个长期处在焦虑状态的个体，在自我认同上会出现问题，很难体验到幸福感。如果一个社会长期弥漫着焦虑心态，这个社会的幸福指数也只能停留在较低的水平。近年来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一些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水平和其民众幸福指数水平不完全同步，焦虑水平或许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在此，仅就中国社会普遍焦虑之下如何提升民众的幸福指数做些思考。
要化解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焦虑现象、提升民众的幸福指数，首要而最为紧迫的是尽快重建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社会价值。国力的强盛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不会自然而然地提升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被传统所压抑和束缚的一些合乎人性的价值理念得到了高扬，但却面临着文化适应和现实适应的窘境。传统价值在消解的过程中被标签化处理，其中的一些合理成分也被抛弃。信仰缺失和价值真空的出现，使得人们失去了基本的是非判断标准。在价值错位的状态下，民众可能会体验到某种快感，但却很难体验到真正的幸福感。因此，要让人们走出焦虑、获得幸福感，首先要确立属于当代中国人的共同的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要合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要能够体现一个走向现代化民族的民族精神，要能够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社会价值的重建，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但离不开规则与制度的规范与引导。民众的普遍认同是社会价值重建的基础；精英群体的垂范是社会价值重建的关键；制度安排和政策干预是社会价值重建的重要保证。
其次，要通过合理的心理疏导来化解社会焦虑。导致社会焦虑的因素本身并非都是消极和负面的，例如前面所提到的理性发现和自我觉醒，都是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而且符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向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这些价值取向或者与我国传统的社会价值相左，或者因为现实的适应问题而遭遇到暂时的压力，民众仍然会因适应不良而体验到某种焦虑。这就需要在社会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帮助民众确立合乎人性的价值导向和良好的认知策略，提升自身的抗压能力，化解诸如此类的社会焦虑。值得一提的是，社会焦虑这类社会心理现象往往具有传导效应，会在礼会上大面积扩散蔓延开来，而且焦虑的程度会在传导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强。因此，社会管理的决策者们应当深入了解和把握社会焦虑的特征，通过各种渠道帮助民众迅速有效地转变认知模式，合理认识社会焦虑的作用并正确对待焦虑，帮助民众获得生活的目标和价值感，不断提升民众体验幸福的能力，使他们体验到更多的快乐，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焦虑的负面影响，使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维持在一个良好的水平。
再次，要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全面提升民众的生存与发展质量，最大限度地消除可能导致普遍社会焦虑的现实土壤，这是提升民众幸福指数的根本之道：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公共政策可以从以下方面付出切实的努力：促进民众的身心健康，更好地满足居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努力使民众的满足感保持在较高水平；通过改善和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劳动就业状况，使他们成为发展的主体和受益者，使民众的充裕感维持在较高水平；切实拓展民众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渠道和途径，强化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使民众拥有当家作主的自豪感；改善居民受教育的条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满足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使民众拥有充实感；提升社会质量，增强社会凝聚，改善公共福利条件，使民众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并拥有发自内心的优越感；将环境保护和资源涵养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有预见性地做出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节约资源，加大污染治理力度，使民众拥有安全感和舒适感。
参考文献：
［1］［2］罗洛，梅，人寻找自己，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42、28．
《焦虑之下的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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