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科技与人权思想
“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通过经济发展促进人权进步，科技、 经济和人权的内在联系和统一，是邓小平科技和人权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
邓小平科技和人权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通过维护国权来保障人权，科技、国权和人权具有统一性。综合国力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后盾和基础。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大小的标志，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是煤和钢的产量，现在则主要是这个国家的科技发展的现状及其潜力和人才资源的优势程度。从总体上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现代高科技及其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生产力，政治上的影响力，军事上的战斗力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因此，科技进步及其应用对于一个国家提高其综合国力的巨大作用和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邓小平洞察入微，以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反复强调科技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并把科技和教育列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他看来，高科技及其产业是综合国力的制高点，是国际社会实力对比的决定性因素。“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和经济的独立自主是一个国家主权完全的、真实的独立自主的必要条件。否则，处于科技—经济强国的附庸地位，整个国家在主权上的独立自主则是不充分的。邓小平之所以特别重视维护国家主权，是因为中国有着沉痛的历史教训。据统计，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财富进行了大规模的疯狂掠夺达白银1000亿两，并大规模地屠杀中国人民（注：参看董云虎编：《人权：中美较量备忘录》第140～141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 版。）。国家主权得不到维护，则人民的生命权得不到保障。人权最首要的、基本的内容是人的生存权，如果人的生命权被剥夺、生存权被侵害，那就根本谈不上其他人权。因此，邓小平在谈到人权问题时，非常注重大多数人的权利，强调维护国家的主权这一基本人权的保障。
科技发展维护国家主权，其终极目的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促进人自身自由全面地发展。这包括改善人自身的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提高生活水平，减少乃至最终消除人类在物质生活上的贫穷和精神生活上的单调。科技发展推进人权事业的进步，首先表现为改变人的生存样态。科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实践活动的水平，人的实践活动水平和能力的高低以及对实践活动的认识和把握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了人满足人自身需求的程度和合理性，因而也就决定了人的生存样态和人权的进展状况。科技是人类创造活动的产物，是人在自然历史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社会和自身认识的积累。与科技的这种历时性特征相同，人权也具有历时性特征。马克思说：“‘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1版。）。 科技通过提升人的实践活动能力而改变人的生存样态，推动着人权的不断进步。在现代信息社会，电子计算机的普遍应用，人的实践活动的自动化特征使人的“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1版。），劳动者超越于具体生产环节之外，标志着人的体力劳动的真正解放和自由度的提高。
科技进步使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得到了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也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在物质生活领域，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使农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已打破了几千年来遗传学上远缘不能杂交的屏障，人们可以任意将一种基因引入生命体而赋予它新的遗传特征，从而培育出高产、优质、抗逆的动植物新品种。比如印度人把水牛经基因转移变成产奶的奶牛，他们称为“白色革命”；又比如，抗虫棉第三代对棉铃虫的杀虫率高达80％以上（注：参看李万忍：《邓小平科技思想研究》第290～2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1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 我国人口基数大，总量将继续增长，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将使人均土地资源更加紧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动植物产品的需求无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国情决定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走高产、优质、高效之路。所以，邓小平深刻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 要靠尖端技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在精神生活领域，现代科技提供了高度发达先进的物质技术手段。比如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可以上网聊天，进行人际交流；可以获取信息，收发电子邮件；可以欣赏音乐，观看球赛……为人们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娱乐休闲新天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平和现状是人们的生存样态的写照，是人权状况的表征。现代科技对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影响不胜枚举，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现代科技在医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生物治疗技术比过去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等疗法有明显的优越性，高技术基因工程药物可以治疗过去难以医治的疾病，而且由于许多人体蛋白质的网络性功能而具有广谱的临床疗效，这对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发挥巨大作用，直接地改善了人的生活质量，促进了人权进步。
三、对科技和人权关系的进一步认识
既然科技发展的目的是促进人权进步，目的规约手段，那么人权为科技立法便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人类依靠科技的伟力可谓神通广大，隔断巫山云雨，天堑变通途，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科技无孔不入，把人的世界涂抹得五彩斑斓，艳丽夺目。但是，科技普遍造福于人类吗？在1968年5月1
鉴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一方面与科技进步有关，另一方面与智力、精神、文化和道德进步有关，而这两方面存在的双重关系并非在任何时间或任何地方都是同步的，因此“需要国家水平持续的技术评估，以评估新的技术革新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及长期影响，确定其优点是否超过可以认识的缺点，并控制具有有害可能性的技术革新”，这时1982年联合国《人权与科技发展》报告的重要内容之一。（注：参看［斯里兰卡］ C·G 《邓小平的科技与人权思想(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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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科技和人权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通过维护国权来保障人权，科技、国权和人权具有统一性。综合国力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后盾和基础。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大小的标志，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是煤和钢的产量，现在则主要是这个国家的科技发展的现状及其潜力和人才资源的优势程度。从总体上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现代高科技及其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生产力，政治上的影响力，军事上的战斗力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因此，科技进步及其应用对于一个国家提高其综合国力的巨大作用和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邓小平洞察入微，以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反复强调科技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并把科技和教育列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他看来，高科技及其产业是综合国力的制高点，是国际社会实力对比的决定性因素。“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和经济的独立自主是一个国家主权完全的、真实的独立自主的必要条件。否则，处于科技—经济强国的附庸地位，整个国家在主权上的独立自主则是不充分的。邓小平之所以特别重视维护国家主权，是因为中国有着沉痛的历史教训。据统计，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财富进行了大规模的疯狂掠夺达白银1000亿两，并大规模地屠杀中国人民（注：参看董云虎编：《人权：中美较量备忘录》第140～141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 版。）。国家主权得不到维护，则人民的生命权得不到保障。人权最首要的、基本的内容是人的生存权，如果人的生命权被剥夺、生存权被侵害，那就根本谈不上其他人权。因此，邓小平在谈到人权问题时，非常注重大多数人的权利，强调维护国家的主权这一基本人权的保障。
科技发展维护国家主权，其终极目的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促进人自身自由全面地发展。这包括改善人自身的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提高生活水平，减少乃至最终消除人类在物质生活上的贫穷和精神生活上的单调。科技发展推进人权事业的进步，首先表现为改变人的生存样态。科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实践活动的水平，人的实践活动水平和能力的高低以及对实践活动的认识和把握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了人满足人自身需求的程度和合理性，因而也就决定了人的生存样态和人权的进展状况。科技是人类创造活动的产物，是人在自然历史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社会和自身认识的积累。与科技的这种历时性特征相同，人权也具有历时性特征。马克思说：“‘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1版。）。 科技通过提升人的实践活动能力而改变人的生存样态，推动着人权的不断进步。在现代信息社会，电子计算机的普遍应用，人的实践活动的自动化特征使人的“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1版。），劳动者超越于具体生产环节之外，标志着人的体力劳动的真正解放和自由度的提高。
科技进步使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得到了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也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在物质生活领域，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使农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已打破了几千年来遗传学上远缘不能杂交的屏障，人们可以任意将一种基因引入生命体而赋予它新的遗传特征，从而培育出高产、优质、抗逆的动植物新品种。比如印度人把水牛经基因转移变成产奶的奶牛，他们称为“白色革命”；又比如，抗虫棉第三代对棉铃虫的杀虫率高达80％以上（注：参看李万忍：《邓小平科技思想研究》第290～2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1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 我国人口基数大，总量将继续增长，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将使人均土地资源更加紧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动植物产品的需求无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国情决定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走高产、优质、高效之路。所以，邓小平深刻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 要靠尖端技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在精神生活领域，现代科技提供了高度发达先进的物质技术手段。比如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可以上网聊天，进行人际交流；可以获取信息，收发电子邮件；可以欣赏音乐，观看球赛……为人们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娱乐休闲新天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平和现状是人们的生存样态的写照，是人权状况的表征。现代科技对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影响不胜枚举，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现代科技在医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生物治疗技术比过去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等疗法有明显的优越性，高技术基因工程药物可以治疗过去难以医治的疾病，而且由于许多人体蛋白质的网络性功能而具有广谱的临床疗效，这对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发挥巨大作用，直接地改善了人的生活质量，促进了人权进步。
三、对科技和人权关系的进一步认识
既然科技发展的目的是促进人权进步，目的规约手段，那么人权为科技立法便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人类依靠科技的伟力可谓神通广大，隔断巫山云雨，天堑变通途，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科技无孔不入，把人的世界涂抹得五彩斑斓，艳丽夺目。但是，科技普遍造福于人类吗？在1968年5月1
3 日庆祝《世界人权宣言》20周年的人权国际会议上就科技发展对人权的负面效应引起了世界各国人士的普遍关注，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第18条明确指出：“近来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已为经济、社会和文化进步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这些发展则可能危及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不可不予以经常的注意。”（注：转自［斯里兰卡］C·G·威拉曼特里编：《人权与科学技术发展》第123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年1版。）显然，科技发展普遍地必然地造福于人类受到质疑和否定。科技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更不等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正如英国科学家贝尔纳所指出的那样，“如同古代道德学解决不了人人有道德的问题一样，现代物质科学在事实上也解决不了普遍富裕和幸福的问题”（注：［英］J·D·贝尔纳著《科学的社会功能》第42页，商务馆1982年北京1版。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更应引起高度的重视。因此，邓小平在界定社会主义本质时，不仅指出了依靠科技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 ）邓小平对共同致富十分强调，因为它不仅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原则和优越性的集中体现，而且共同富裕是科技发展和社会主义人权进步交汇之处，是探讨科技与人权问题之关键所在。
鉴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一方面与科技进步有关，另一方面与智力、精神、文化和道德进步有关，而这两方面存在的双重关系并非在任何时间或任何地方都是同步的，因此“需要国家水平持续的技术评估，以评估新的技术革新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及长期影响，确定其优点是否超过可以认识的缺点，并控制具有有害可能性的技术革新”，这时1982年联合国《人权与科技发展》报告的重要内容之一。（注：参看［斯里兰卡］ C·G 《邓小平的科技与人权思想(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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