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分析

　　　　1  伦理观念的重构——生态道德系统的建立
　　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是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逐渐懂得了合作比不合作好的道理时，道德就产生了。同时，道德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道德与经济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讲道德并不是不言利，正是出于利益的考虑才有道德要求，因此，有的学者把道德看作是“为了大家的利益而要求牺牲自己一时利益的一种行为规范”。
　　可持续发展首先面临的制约，来自于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人们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能否以“非零—和”代替“零—和”的博弈模型，从而实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从一定意义上讲，可持续发展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确立一定的伦理规范，去调节人类的经济活动。这就要求可持续发展这种新的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新的道德伦理观基础上。因此，探讨经济发展的理论和道德，呼唤新的伦理道德标准，建立一种为人类持续发展而约束自己的新道德精神，对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伦理道德是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放大和延伸，二者的分界和区别只是体现在涉及范围、内容和评判坐标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合作博弈的复杂性等方面。如果说，传统道德把凡是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就看成是道德的话，那么，可持续发展所持的伦理道德，则要求在实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构建的道德规范主要有：第一是平衡原则，即人们进行一切经济活动决不能局限于局部利益，而应考虑到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全局性的长远的生态后果，努力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第二是恒久原则，即克服对待自然资源唯利是图的态度，在对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上，做到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第三是洁净原则，即要求任何个人和群体，为了全社会的利益，停止污染环境的行为，对已造成污染要尽快治理，恢复大自然洁净的面目。第四是群体原则，即要求人们要有一种反映群体生态环境利益的道德意识，在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应使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其目的在于把价值观、权利观、伦理观推广到自然界中，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规则和规范。
　　　　2  人自身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出发点和归宿
　　可持续发展尤其突出强调的是发展，解决贫困问题，是我们提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一项不可缺少的条件。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就是以提高全体人民的能力为主旨，而特别关注那些迄今为止缺乏这种能力的人群。
　　对于贫困，不仅要认识到贫困的表现，而且要重视贫困的成因，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贫困的本质，才能有解决贫困的有效途径，才能真正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贫困和环境恶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我国尚未解决温饱而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人口，基本上分布在自然资源贫乏、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在我国贫困和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中，贫困实际上是起作用的主要方面。实际上，贫困地区的人对于环境与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关系是相当清楚的，他们对当地生态系统中有限的生物量竭泽而渔的行为，不是出于无知和不顾后果，而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本能反应。然而，这种行为对环境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只能便原本贫穷的地区和人口进一步贫困化。这就是贫困导致环境破坏，环境又进一步造成贫困的恶性循环的本质。
　　虽然贫困的原因与相对不利的资源环境禀赋有密切关系，但贫困的本质原因还在于人本身的贫困，在于人的能力的贫困，即人文贫困。具体表现为：①与人力资本相关联的体力因素和智力因素都陷入极端的缺乏状态。②参与政治经济生活的程度低、缺乏安全感、社会性歧视。③生态系统遭受破坏和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在这样一种含义中，贫困意味着一些基本能力的缺乏，使得陷入这种状况的群体不能很好地履行必要的生产、生活职能。其含义是包括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发明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因而限制了人的选择。因此，要想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和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根本的策略在于注重对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的培育，注重人的发展能力。
　　法国学者佩鲁于1983年发表的《新发展观》一书中，通过对“增长”与“发展”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也展现了对人的关注。他认为，增长应该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而发展则包含着更为广泛的内容。其含义有：关注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强调结构的变革和演进，而结构的这种演进过程，又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源都有机遇获得效力和能力”；把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作为其终极目的。应当说，这种发展观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3  哲学观念的更新——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永恒话题之一。可持续发展作为当代人类得以长期存在的现实选择，在哲学理念上体现了理性与价值双重尺度的整合。所谓理性原则，就是人类必须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它追求的是“是”，它侧重于客体性原则，是人在活动中的条件性原则，它更多地关注什么是“能做的”。而所谓价值的原则就是人类必须按照自己的尺度和要求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使世界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它所追求的是“世界应是什么样的”，它所侧重的是主体性原则，是人在活动中的目的性原则，更注重的是什么是“该做的”。
　　就传统发展观而言，更多的是坚持了理性的原则。在近代机械世界观和二元论的基础上，近代哲学认为：主体与客体是分离的、对立的；人是世界的主人，是自然界的掠夺者和征服者，自然是人的奴仆，是僵死的、机械的，可以还原为数宇，毫无内在价值可言；凡是人们所期望的，就是能够实现的，这种理解虽然是基于以人为中心的原则，并且驱使着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但也造成了人的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忽视了潜在的、影响未来的危机。可以说，人类今天所普遍面临的生态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和从前未曾有过的人文危机，就其直接原因来讲都与人类理性的过分张扬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或者说，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忽视了价值原则，忽视了什么是“能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它给人类带来的深刻的反面效应，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在从事理性及其对象化活动时所作的价值预测和期望，这是人类始料未及的。因此，实现理性原则和价值原则的整合已经不可避免，可持续发展体现的正是这一整合趋势在现实中的反映。
　　如果说，哥白尼发现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伟大的变革意义，那么，我们现在也应该承认，人类不是自然界的中心，同样具有伟大的变革意义（曲格平，1995）。生态学理论告诉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能动的因素，但是人作为自然的人，它只能在生态规律的制约之中生存，恩格斯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如果不顺乎自然规律，人就会成为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破坏的因素。目前出现生态危机的责任在于人，而且需要强调的是责任不在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地区，责任在全人类。因此，我们解决生态危机的态度就应该是：树立全球生态意识，共同承担责任，共同解决危机。这是可持续发展得以确立的思想根基。
　　　　4  

经济制度的安排——有效的生态转移支付体制的建立
　　实现可持续发展要解决的问题，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个人决策与公共选择之间的安排问题。一方面，个人决策与市场机制不能保证资源可持续利用，这是因为，人们更关心资源的现在价值而容易忽视其未来价值，加之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不是始终具备的，以及资源的产权界定比较困难（资源如此，对生物圈、大气层这样的整体资源来说尤甚）。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集体行动和公共选择；另一方面，在政府参与决策的情况下，由于受利益集团的影响作出的决策可能不会反映公众的根本长远利益，并且政府与私人相比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执行政策成本高昂效率低下，也难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甚至会造成比个人决策的场合更大的损失。在这两种情况下，为矫正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各自的不足，就需要一系列机制，把两个决策主体的缺陷抵消，同时将两者的优势互补。
　　人类今天所面临的资源被过度开发和消费以及环境污染日益加重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从外部性那里找到经济学原因。经济学中所说的外部性的存在，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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