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推进社会主义人权事业——学习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人权问题的论述
【关 键 词】人权/社会主义人权问题/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人权思想
【 正 文 】
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党和国家顺利完成了最高领导体制和领导权力的交接，从那时起至今十余年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同时也是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和反对敌对势力斗争的需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密切注视国际人权问题的斗争风云，在理论上继承和丰富了邓小平的人权观和人权思想，在实践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认真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以及人权进步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今天，在深入学习邓小平的人权观和人权思想的同时，认真学习、研究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人权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对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和人权进步事业，对于反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弱化我国的图谋，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12亿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中国人权的首要问题
生存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生存权是人类最基本、最起码的权利。如果连人民的生存也受到威胁，其他问题就无从谈起。我国人口众多，底子又薄，解决12亿人口的穿衣吃饭问题，是最基本的人权保障。江泽民同志1998年3月24日访问意大利米兰市时说，1989年他在上海当市长时，要负责1200万人的衣食住行。到中央工作后，要考虑的是12亿人口的衣食住行。保证12亿多人吃饱穿暖，不仅对中国的稳定是必须的，而且对世界的稳定也是重要的贡献。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再一次重申：“国家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朱ｒóｎｇ＠①基同志1999年4月8日访美时在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如果跟一些很贫困的人说直接选举，恐怕他们更关心人权的其他方面，比如说受教育的权利，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享受文化、娱乐和卫生的权利等等。他们的话表明，生存权对于尚待温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头等重要的问题。
在匮乏的物质条件下苦苦挣扎的人们是无法奢求个性自由、人格尊严、公平竞争、民主参与等人权的，只有谋求自身和社会的发展，获得更高水平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才能进而享受到更充分、更广泛的权利。所以，发展权也是人权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权利。邓小平的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精辟地概括出了“发展”对于人类、尤其像我们国家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党和国家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后，又按照邓小平为我们设计的发展蓝图，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江泽民同志1999年10月22日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有12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仍然必须首先保障最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也是对世界人权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中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是为了促进中国人民的人权事业。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1999年12月访问日本时批驳“中国威胁论”，指出，“中国不发展倒会带来麻烦”，“这倒可能是一种‘威胁’”。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重视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的观点，既完全符合当代中国的国情，也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二、全面辩证地看待人权
人权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人权既有其应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也受社会经济、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制约，形成不同文明之间不同的人权观。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东方大国，一个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更有其与西方人权观不同之处。这是很自然的，西方人用不着大惊小怪。看待人权问题，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也不能主次不分轻重倒置，更不能自我标榜鄙夷他人。完整的人权不仅包括公民权利、个人权利，也包括集体权利、全局权利；不仅包括公民个人政治权利，而且也应包括公民的、集体的和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权利；不仅需要民主、自由，还应加强法制、遵守纪律、严格管理。江泽民同志在1999年3月访问意大利时指出，我们承认人权的普遍原则，但也必须考虑各国的具体情况。同年11月16日江泽民同志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时强调，中国尊重国际人权文书中关于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但同时认为，由于各国社会制度、文化、历史传统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保护人权的具体措施和民主的表现形式应有所不同。李鹏同志1992年1月31日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上发言指出，整个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应得到普遍尊重。人权不仅包括公民政治权利，而且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是独立权、生存权和发展权。人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国家范围内的问题。这些论断都说明，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人权发展不能只有一种模式。人权问题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应该全面地辩证地看待，这样才能求同存异，相互学习，共同推动人权事业发展。
三、过去中国是人权践踏者的受害国，今天中国最有资格讲人权
众所周知，旧中国备受外国列强欺凌，人权被剥夺一空，那时中国是人权践踏者的受害国。直到现在中国经济欠发达，国力不太强，人民不富裕，这都与旧中国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有关。可是那些昔日的人权摧残者，今天却摇身一变成为“人权卫士”，反过来对中国指手画脚。邓小平同志曾气愤地指出，这些人哪有资格讲人权，我们才有资格讲。江泽民同志1999年3月在访问意大利时指出，我们这代人饱经风霜，经历了抗日战争，进行过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斗争，争民主，争自由，也就是争人权。1999年3月15日，朱ｒóｎｇ＠①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也谈到，五四运动就是为民主、科学而斗争，所以后来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一直是进行着反对专制独裁，反对反动政权侵犯人权的斗争，我们今天怎么可能反过来去压制人权？而且只有我们才知道在中国如何才能够真正保障人权。
发扬民主、保护人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但我们也要看到，在“左”的思潮泛滥时期，我们曾忽视人权问题，把人权视为资产阶级口号，人们视人权为禁区，以致产生不少糊涂观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解放思想，用马克思主义审视人权问题，获得了新的科学的认识。我们不再将人权旗帜拱手让人，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而是高高举起人权大旗，理直气壮地讲社会主义人权，针锋相对地与西方敌对势力斗争。江泽民同志1999年10月22日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华民族历来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就是要实现全中国人民广泛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今天中国所焕发出来的巨大活力，是中国人民拥有广泛自由、民主的生动写照。朱ｒóｎｇ＠①基总理访美时也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解放几十年来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步。因此，讲人权我们完全有理由理直气壮，我们并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四、必须在维护主权、国权前提下讲人权
长期以来，某些西方国家为实现其霸权野心，打着人权旗号，肆意干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63375.html
【 正 文 】
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党和国家顺利完成了最高领导体制和领导权力的交接，从那时起至今十余年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同时也是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和反对敌对势力斗争的需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密切注视国际人权问题的斗争风云，在理论上继承和丰富了邓小平的人权观和人权思想，在实践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认真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以及人权进步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今天，在深入学习邓小平的人权观和人权思想的同时，认真学习、研究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人权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对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和人权进步事业，对于反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弱化我国的图谋，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12亿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中国人权的首要问题
生存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生存权是人类最基本、最起码的权利。如果连人民的生存也受到威胁，其他问题就无从谈起。我国人口众多，底子又薄，解决12亿人口的穿衣吃饭问题，是最基本的人权保障。江泽民同志1998年3月24日访问意大利米兰市时说，1989年他在上海当市长时，要负责1200万人的衣食住行。到中央工作后，要考虑的是12亿人口的衣食住行。保证12亿多人吃饱穿暖，不仅对中国的稳定是必须的，而且对世界的稳定也是重要的贡献。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再一次重申：“国家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朱ｒóｎｇ＠①基同志1999年4月8日访美时在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如果跟一些很贫困的人说直接选举，恐怕他们更关心人权的其他方面，比如说受教育的权利，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享受文化、娱乐和卫生的权利等等。他们的话表明，生存权对于尚待温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头等重要的问题。
在匮乏的物质条件下苦苦挣扎的人们是无法奢求个性自由、人格尊严、公平竞争、民主参与等人权的，只有谋求自身和社会的发展，获得更高水平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才能进而享受到更充分、更广泛的权利。所以，发展权也是人权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权利。邓小平的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精辟地概括出了“发展”对于人类、尤其像我们国家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党和国家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后，又按照邓小平为我们设计的发展蓝图，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江泽民同志1999年10月22日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有12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仍然必须首先保障最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也是对世界人权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中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是为了促进中国人民的人权事业。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1999年12月访问日本时批驳“中国威胁论”，指出，“中国不发展倒会带来麻烦”，“这倒可能是一种‘威胁’”。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重视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的观点，既完全符合当代中国的国情，也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二、全面辩证地看待人权
人权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人权既有其应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也受社会经济、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制约，形成不同文明之间不同的人权观。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东方大国，一个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更有其与西方人权观不同之处。这是很自然的，西方人用不着大惊小怪。看待人权问题，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也不能主次不分轻重倒置，更不能自我标榜鄙夷他人。完整的人权不仅包括公民权利、个人权利，也包括集体权利、全局权利；不仅包括公民个人政治权利，而且也应包括公民的、集体的和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权利；不仅需要民主、自由，还应加强法制、遵守纪律、严格管理。江泽民同志在1999年3月访问意大利时指出，我们承认人权的普遍原则，但也必须考虑各国的具体情况。同年11月16日江泽民同志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时强调，中国尊重国际人权文书中关于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但同时认为，由于各国社会制度、文化、历史传统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保护人权的具体措施和民主的表现形式应有所不同。李鹏同志1992年1月31日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上发言指出，整个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应得到普遍尊重。人权不仅包括公民政治权利，而且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是独立权、生存权和发展权。人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国家范围内的问题。这些论断都说明，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人权发展不能只有一种模式。人权问题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应该全面地辩证地看待，这样才能求同存异，相互学习，共同推动人权事业发展。
三、过去中国是人权践踏者的受害国，今天中国最有资格讲人权
众所周知，旧中国备受外国列强欺凌，人权被剥夺一空，那时中国是人权践踏者的受害国。直到现在中国经济欠发达，国力不太强，人民不富裕，这都与旧中国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有关。可是那些昔日的人权摧残者，今天却摇身一变成为“人权卫士”，反过来对中国指手画脚。邓小平同志曾气愤地指出，这些人哪有资格讲人权，我们才有资格讲。江泽民同志1999年3月在访问意大利时指出，我们这代人饱经风霜，经历了抗日战争，进行过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斗争，争民主，争自由，也就是争人权。1999年3月15日，朱ｒóｎｇ＠①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也谈到，五四运动就是为民主、科学而斗争，所以后来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一直是进行着反对专制独裁，反对反动政权侵犯人权的斗争，我们今天怎么可能反过来去压制人权？而且只有我们才知道在中国如何才能够真正保障人权。
发扬民主、保护人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但我们也要看到，在“左”的思潮泛滥时期，我们曾忽视人权问题，把人权视为资产阶级口号，人们视人权为禁区，以致产生不少糊涂观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解放思想，用马克思主义审视人权问题，获得了新的科学的认识。我们不再将人权旗帜拱手让人，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而是高高举起人权大旗，理直气壮地讲社会主义人权，针锋相对地与西方敌对势力斗争。江泽民同志1999年10月22日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华民族历来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就是要实现全中国人民广泛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今天中国所焕发出来的巨大活力，是中国人民拥有广泛自由、民主的生动写照。朱ｒóｎｇ＠①基总理访美时也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解放几十年来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步。因此，讲人权我们完全有理由理直气壮，我们并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四、必须在维护主权、国权前提下讲人权
长期以来，某些西方国家为实现其霸权野心，打着人权旗号，肆意干
涉别国内政，践踏他国主权，提出“人权高于主权”等荒谬论调。对此，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个国格。”国权、国格，这里讲的就是国家的主权、独立权、生存权和人民的尊严、民族的尊严。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主权、国权，个人权利将无从谈起。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沉痛的历史教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政府软弱无能，任人欺侮，民族尊严丧失殆尽，还有什么个人权利、个人尊严可讲呢？所以邓小平强调：“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党和国家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 《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推进社会主义人权事业——学习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人权问题的论述》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