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兼论邓小平的理论贡献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邓小平在继承前人和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在新的实践探索中，比较全面系统地回答了这一历史性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邓小平对马克思晚年问题的回答，构成邓小平理论产生、形成和确立的逻辑前提。 
然而，真正理解这种“回答”的实质，必须首先清理马克思“代表理论”的话语，其次还要把握一个世纪所带来的语境变化。 
根据前面的分析，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实际上讲到了两种情况：其一，马克思最初根据其历史理论的分析，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不能容纳日益发展起来的新的生产力，这时无产阶级将成为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从而也成为更为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所作的结论，是这一话语的经典表述。其二，马克思晚年关于“跳跃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实际上又进一步认为，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不一定要等到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仍然可以依靠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来更合理、更符合人类本性地发展生产力。如何解读马克思的这两种话语，二者是否存在悖论，对此人们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马克思所讲的两种话语的确有明显区别，第一种情况是对无产阶级实现其代表作用的条件性分析，既包括“最终实现”也包括“能够实现”的条件性分析。而第二种情况则改变了最初设定的起始条件，认为无产阶级实现其代表作用有可能是一个在与资本主义共存下的历史过程，但马克思始终没有改变无产阶级最终实现其代表作用必须依靠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一思想。后来的发展证明，马克思的两种话语，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如果正确解读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同样可以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是最终实现这一任务则必须依靠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无产阶级不可能脱离和超越这种历史制约性去体现其代表作用，而只能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实现。后来人们对马克思“代表理论”的误读、误解，均与没有看到这两种话语的内在相关性有关，这也是产生“左”和右的错误的认识根源。 
我们还应当看到，马克思晚年问题和邓小平的回答，整整相隔了一个世纪，其语境有了很大的不同。邓小平认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3卷，P291）仅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而言，马克思以后的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由一国实践变为多国实践，但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在其初期经历了较快发展后，都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而经济发达的国家则在不断克服危机中把资本主义制度推向了更加成熟的阶段，由自由竞争到垄断，由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乃至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仍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后来的发展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程度估计过低。在他生前和去世后的百多年里，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在不断调整中得以生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生产力的适应和调节能力仍富有弹性。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P83）。因此，合理的结论只能是：无产阶级试图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更为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这种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同时无产阶级作为马克思所设想的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的物质条件还不成熟；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与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将长期共存，在这种格局中，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将始终是一个严肃的话题。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对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对资本主义的冷静观察，对科技进步以及由此所推动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化的细微洞察，均构成理解邓小平话语的重要背景。 
三 
与其他社会历史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是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理论。然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对此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是邓小平发展马克思“代表理论”的切入点。 
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并没有把造成中国社会“停滞和徘徊”的错误归结为主观上的动机，而是对其深层原因进行了认真分析。他认为，我们的失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路线上的偏离，即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方法”上的误用，即“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产生这两个方面错误的根源，则是没有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的普遍本质和我国的特殊国情，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在我国社会主义应有的先进性和现实落后的生产力之间存在尖锐矛盾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当如何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代表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执政地位后，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如何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进行了深入探讨，其理论的着力点包括“基点论”、“主体论”和“战略论”三个方面。 
第一，所谓“基点论”，就是把握“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点是什么。邓小平以生产力为基点，确立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主线的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模式，以生产力为重心的制度和体制的建构原则，以生产力标准为核心的社会评价尺度，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新型发展观，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实现其代表作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找到了基本立足点。 
邓小平统观我国社会的矛盾全局和主要矛盾，认为社会主义要完成的任务很多，但“中心任务”、“最根本任务”则是发展生产力，其他各项工作都必须围绕、服务于这个根本任务来开展。只有紧紧抓住这个中心，处理好中心与整体的关系，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在制度和体制的安排上，邓小平转换了以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为中心的传统视角，确立

了以发展生产力为重心的制度、体制建构原则，认为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和体制的选择设计和实现形式都必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实践理性上，邓小平坚持的价值标准是以是否适合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根本依据。在如何发展生产力上，邓小平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及其对当代生产力增长的决定作用，得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为发展生产力确定了符合当今时代发展趋势的新的生长点和突破口。 
如何将邓小平社会主义观与以苏联模式为表现形式的传统社会主义观相比较的话，不难看出二者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们立论的基点不同，前者以“生产力”为标准，后者以“生产关系”为尺度。从表面上看，传统社会主义观似乎承袭了前人的思想，但它对前人话语的解读仅仅停留在表层上，而在实质上则背离了马克思理论的最基本原则；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则相反，从表面上看它与前人的话语有很大的不同，但却真正把握了马克思理论的真谛。在马克思看来，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并使这种生产力成为每个人最全面发展的保证，始终是社会主义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而后者的实现又必须以前者的发展为依托。邓小平理论是与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相吻合的，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然而，在传统社会主义观中，“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这一理论特征，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空想论。 
第二，所谓“主体论”，就是“代表者”自身建设与发展问题，它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身建设和工人阶级的自身发展两个方面。邓小平认为，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其先进性，这是无产阶级实现其代表作用的关键；工人阶级必须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水平，这是无产阶级在当今时代成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必然要求。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要通过其政党的正确领导来实现，因此，党的先进性始终是无产阶级实现其代表作用的关键所

《如何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兼论邓小平的理论贡献(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