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竞争有害论质疑（三）

　　五、税收竞争的经济效果及其实证分析

　　税收竞争不但有助于资本的流动，也有助于劳务的流动。在语言和文化相同的国家间，劳务的流动受税收竞争措施的影响更大。全球每年高达数百万人从一个国家移民到另一个国家，尽管主要是由于政治原因或者家庭团聚的原因，但是OECD的一项研究表明，移民活动受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一个经济原因就是个人税收问题。[40] 而在这些人群中，收入最高的最熟练工人受税收竞争的影响最大。造成人员国际流动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有：

　　1. 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更容易了解国外的就业机会，同时也是跨国公司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好的员工；

　　2. 交通旅费的降低使得人们更容易在国外就业，同时保持跟自己亲人的密切联系；

　　3. 许多国家都放宽了移民条件或者增加了移民指标，从而使得更多的人（尤其是技术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可以移民到这些国家。例如，美国签发给熟练专业人才的H1－B年度工作签证在2003年就有了实质性的增加，而加拿大等国则将其移民政策主要向技术熟练的人以及有钱投资者倾斜。这一现象在高新技术产业更加明显，而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这一现象的主要受益者。有研究表明，1998年美国硅谷中有24％的高科技公司是由中国和印度移民经营的。[41]

　　4. 互联网的发展还是有些人可以在不出国门的情况下为外国企业工作，从而获取国外收入；

　　5. 区域性的贸易协定使得人们更容易流动。例如，欧盟就允许其成员国的国民在各成员国之间自由的流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使得熟练的专业人才流动更加容易。

　　由于人员流动的成本大幅降低以及各国对人员流动的限制减少，因此，如果人们对其本国的税收制度不满的话，往往可以通过移民方式转移到更好的经济环境中去。这一点在加拿大体现最为明显。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速了技术人员在两国间的自由流动，但是由于美国的税率更低，因此，人员更多的是从加拿大移到美国。据估计，从美国移民到加拿大的熟练工和从加拿大移民到美国的比例约为1：6，从而造成了加拿大的“脑力资源枯竭（brain drain）”。[42]

　　就欧盟而言，自从1992年取消欧盟内部移民限制以来，欧洲人对不同国家间税率的差别就日益敏感。尽管欧盟各国间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较大，但是熟练的年轻工人的流动还是非常频繁。尤其是在英国伦敦，由于那里的发展机会较多，税率较低，因此许多人都到这里来谋求发展，尤其是在高科技以及金融行业更是如此。据估计，在这里工作的人当中外国就占24％，而其中许多就来自税率更高的法国。[43] 目前大约有50万法国人居住在英国，而且近几年来，已经有数百家高速发展的法国管理公司将其总部转移到英国。[44]

　　税收竞争措施对促进竞争国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在这方面，爱尔兰的经历恐怕最具说服力。20世纪70年代，全球性的石油短缺造成燃料成本上涨，而作为岛国的爱尔兰对国际贸易依赖严重，因此油价上涨使其经济遭受重创。其结果是，为了增加就业、支付社会福利开支，它只得大量举债，使其经济陷入困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爱尔兰逐步放宽了其居民移居海外的条件。1973年爱尔兰加入欧盟，此后每年从欧盟接受28亿欧元的经济援助，使其平均年增长率高达9%.[45] 这个惊人的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其10％的公司税率。这个10％的公司税率是在其1980年的《财政法》中规定的，而且只适用于在爱尔兰某些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非居民公司。这一税收激励措施对于吸引高科技公司发挥了巨大作用。自1989年以来，它把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如英特尔、微软、戴尔、苹果、甲骨文等，吸引到爱尔兰，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计算机软件出口国，[46] 而这些非居民公司也为爱尔兰创造了14万个就业机会。[47]

　　根据爱尔兰1980年的《财政法》，这个10％的公司税率只适用于在都柏林的国际金融服务中心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Center） 以及在山农自由航空港区 （Shannon Free Airport Zone） 从事制造业以及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的公司。但是，在爱尔兰范围内适用32％税率的公司可以将其应纳税额跟适用10％税率的公司进行税收抵免，而且公司的主要股票种类必须在一个欧盟成员国的证券交易所进行实质性、经常性的交易。[48] 由于这一标准比较宽松，因此几乎所有有兴趣在爱尔兰投资的跨国公司都可以满足这一条件。

　　20世纪80年代，由于对“制造业”这一条件的随意适用，以及后来《财政法》将10％的税率也适用于其它行业，因此，符合条件的公司越来越多。1981年，《财政法》将这一税率适用于渔业、工程服务和造船业，1984年又进一步扩展到软件开发，后来又扩展到船运以及鱼肉加工业。爱尔兰的这一税收政策跟美国里根总统在80年代采取的垂滴经济学 （trickle-down economics）[49] 观点颇为相似。根据垂滴说，当从最富有的人口中征收的税收减少时，那么他们本来用来交税的这部分财富就作为投资释放到经济中了，从而回过头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财政收入。在1981年至1989年间，美国的税率虽然降低了，但是税收收入反而增加了3920亿元。[50] 同样，虽然爱尔兰的公司税率从32％降到10％，但其失业率降低了，而且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来自美国）增加了648.96%，GDP增长了19.5％，[51] 由于实行10％公司税率所产生的工业收入占其出口总收入的80％。[52] 大多数公司之所以在爱尔兰投资，都是由于它通过爱尔兰进入欧盟市场的税收成本较低。现在，爱尔兰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位居经济发达国家之首，几乎是美国的三倍，人均收入比英国还高，因此被戏称为塞尔特之虎（Celtic Tiger）（与亚洲四小龙相对应）。

　　六、税收竞争与税收协调

　　本人认为，税收竞争非但无害，而且还是可取的，而税收协调则不可取。税收协调一般通过两种不同方式来实现：一是明示的税收协调 （explicit tax harmonization），另一是默示的税收协调 （implicit tax harmonization）。所谓明示的税收协调，指的示两个或者多个国家或地区明确同意确定一个最低的税率或者甚至决定按照同样的税率征税。[53] 例如，前面提到的欧盟要求其成员国规定其增值税的税率必须在15%以上，即属此类。如果所有国家的税率都是通过明示方式加以协调的，那么纳税人唯一的选择就是从事地下交易。事实上，地下交易在欧洲许多福利国家已经占到其GDP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54] 所谓默示税收协调，指的是不同国家能够对其居民的全球所得征税，以至于纳税人无法通过将其经营活动转移到低税率的地区以降低其税负的行为。[55] 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对其居民在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征税，就需要彼此之间交换有关信息。这也就是OECD报告中所强调的“信

息交换”制度。许多人都知道，居民征税原则是个很好的想法，但是很难实现。主要障碍就在于居民所在国无法从收入来源国获得必要的信息。这样一来，纳税人往往低报其海外收入，并且更有动力从海外去获得收入。因此，居民所在国能否有效征税，关键在于不同政府之间能否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这也正是许多国家政府（包括美国）都支持税收信息交流以及进行税收协调的原因之一。

　　但是，不管什么形式的税收协调都会带来不表后果，这些不良后果主要有：

　　1.它会导致税率的提高，妨碍税制改革。可以想象，高税率政府的政客们一般都不会喜欢税收竞争。因为一旦存在税收竞争，他们就有压力，需要把税率保持在一个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