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

由地方政府批给某人或某公司。某人或某公司即以此土地为抵押取得国家银行贷款。这笔贷款因而被用于投资（开发建设）以及高额消费。当贷款因房屋销售困难而无法被偿还时，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即作为抵押物而转到银行名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这块土地本来是国家所有的，但最终又通过银行　回到国家手中。这似乎是一个魔术，当这同一块土地由国家（抽　象意义的）转手到国家银行名下时，这块土地成为下金蛋的鹅，为土地批租者、征地者、银行创造了巨大经济收益（实质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地租）。（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有土地统一地产的分割、私有化也由此实现。（只要银行再将作为被抵押物取得的各地地产予以公开招标拍卖，这些土地即可通过货币化而过渡到实际的私有化）。

    另一方面，如果这块房地产上的投资能够实施完成，那么银行虽能收回投资，但这块国有地土也通过其建筑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转让而被私有化。国家银行的巨额货币资本，在1992年后正是通过房地产开发这一媒介，即通过对国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有价转让，而导致资本性地租及级差地租的形成。在金融业提供过剩资本的媒介下，这种地租以房地产投资的高额回报形态实现，并迅速转入开发商手中。通过土地的非国有化运动（批租热的实质），导致房地产投资热。然而，又正是房地产开发业所产生的这种高利润（实质是地租），刺激了1993一1995年中国经济的繁荣。

    在中国已初具了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条件下，这种实质是土地租金而表现为房地产投资高回报率的经济机制，自动吸引拥有过剩资金而寻求赢利出路的各级政府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将其拥有的资金投入沿海及各地开发区，因此而促成了1993－1995年间中国以房地产热为动力的经济繁荣。

    六

    应指出，1992年以后以房地产开发为中心的金融投机狂潮，也是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诱导及推动下发生的。最近十年以来，国际资金市场，由于实业投资不景气，而呈现巨额金融资本过剩。一部分过剩资金流人　国的房地产开发业。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另一种政策选择是利用中国自身的廉价劳力优势，向世界市场寻求外向化发展和全方位开拓。然而由于房地产热及由此刺激起来的国内需求迅速膨胀，吸纳了大量国内资金及资源，使中国经济再度转为内需主导，从而诱发了1994－1996年的高速通货膨胀。这种高通货膨胀率发生的根源，是泡沫经济。

    所谓泡沫经济，其实质是消费型经济，即高额消费大于实物产出的债务型经济形态。这种债务型经济的支撑点有三个方面：

    一是财政赤字。1993－1996年累积财政赤字总额已达500亿元。一是通货膨胀，一是内外大规模举债。目前中国内债额巨大，其总量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率也相当高）。又据报道，外债总额超过现有的1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这意味着中国外汇的存底实数不仅不高，而且涵有负指数。

    七

    1994年以来通货膨胀的高速发展，迫使政府采取“宏观调控”的货币收缩政策。但是：（一）宏观调控，即以金融收缩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可能实施，表明中国金融资本即统治工业的银行资本对企业命运已具有生杀予夺的决定性作用。（二）由于中国经济已呈二元形态，以收缩政府信贷为主要政策措施的“宏观调控”，其主要压力首先集中于国有大中企业身上。因为首先是这些企业在流动资金等方面最大程度地依赖于国家金融政策及银行。

    （前已指出，90年代在中国已形成北京以外的两个新金融中心，上海和深圳。成为金融第二渠道的资金中枢。而二元体制下的民营经济其资金来源，主要靠自有储备，或民间融资渠道，因此它们对金融紧缩政策及此政策下形成的高利率的消化吸收能力远大于国企。）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新税制，高达　30％以上的所得税率，大大超过国内多数产业投资回报率（国内工业一般平均利润率低于10％）。

    因此，大部分非国营经济不逃税即无法生存。而国营企业逃税可能性很少。这就使国家税负主要落在国营经济身上。严重的税负与高利率，当前已成为困锁国企的两大枷锁。（香港所得税税率很低，约　15％，较为合理而对逃税者施重罚。因此其税制对企业发展及政府财政均有利。美国税率很高，并且累进征收。但由于美国国民经济收人来源主要建立在国际金融产业以及具垄断性的高科技信息产业收入上，这些产业利润本身很高，所以支付高税率无困难。另一方面，美国税法对企业税收有弹性保护政策。如果企业每年因完税而导致亏损，则第二年可予减免。且政府在各方面为企业提供良好支持及服务，故实行高税并无困难。）中国目前的税制与税率的不合理不成熟不完善，是导致政府税收困难，产业税负过重，经济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亟须重新研究和进一步总结和改革。

    因此，大批国企在宏调之后，遂日益深重地陷入由累积亏损而日益濒临破产的危机。这就是当前的企业困境。这一困境的深刻意义之一是，在金融资本的主导和介入下，中国产业形态正在被迫进行结构性的产（债）权调整和重组。

    八

    在产业衰退的形势之下。1995－1996年中国的金融资本，呈现一奇特矛盾现象。即在紧缩条件下反而过剩。过剩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实施了高利率政策（信贷收缩的实质是刺激了资金体制外市场上的高利率），导致银行及民间融资成本过高，因而国有企业由于利润率低于利息率而不敢轻易举资。在这种产业衰退形势下，银行处于矛盾的境地。一

方面大批企业破产或濒临破产，导致还债率大大下降，因此商业银行面临大批呆帐、坏帐、烂帐。但另一方面，企业衰退造成的求借率下降，使银行手中拥有充足过剩货币资本，使之可以用之运营于金融投机、（还应当指出，这种金融投机的另一资本来源是信用的膨胀，其机制是银行将其所购国库券存放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以此国库券为抵押证券反过来向国家银行贷款。然后将所得资金投入股票期货及证券投机。在这里，我们看到信用的膨胀放大：银行将手中的钱支付给国家购取国债。而债券在转借给证券机构后又被作为抵押物套取银行贷款。这意味着，国家所发行的每一元国债债券在市场上都放大一倍变成了两元。）1995年以来中国经济中，凡从事实业生产者，大部分均薄利无利甚至亏损。商业服务业也不景气。（据报道，北京大型商场除一家外全部亏损。唯一营利的这一家利润率则低于1％）。只有金融投机业一枝独秀而能创获巨额暴

    利。全民炒股热就是这样出现的。我们注意到，在通货膨胀高企的形势下，由于劳力、交通、能源、原材料、设备价格不断上涨，实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及经济效益不能不呈日益下降的态势。这种下降中：（一）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下降速度快于有机构成低的部门。重工业决于轻工业。（二）生产过剩部门快于供给不足部门。在房地产开发热被宏观调控政策抑制后，银行及相关金融机构又将过剩货币资本投入期货（1995下半年）及证券股票（1996年）的投机领域。这就刺激起了1995下半年至1996年中国在房地产热之后的第二轮金融投机潮，第二波泡沫经济形态。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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