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民主观的价值核心和启示

。要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在体现新兴阶层的合法利益同时，要维护和尊重弱势阶层的合法利益，不能把民主仅仅发展成某一部分人、某个阶层的民主。要深化和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把握民主化同社会稳定的辩证关系，积极稳妥的扩大政治参与，拓宽人民利益表达渠道，建设责任政党和责任政府，提高民主化水平。 

    二、实然民主：体现人民利益的历史性，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的历史利益 

    仅有应然民主这个目标不行，作为执政党的核心，在邓小平主政时期，民主问题，他最关心的应该是、实际也是实然民主是什么？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民主化）的问题。因为，他知道：人民利益具有历史性的特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有不同的历史利益。因此，仅仅谈人民利益至高无上是不行的，关键要研究如何才能做到对人民的历史利益真正负责，把它维护好、发展好和实现好。超越人民利益的历史性过份去追求应然民主，会导致民主成为“奢侈品”，消化不了，就会成为形式民主，有害无利。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主政时期，也即中国改革开放起步阶段，中国人民的历史利益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利用难得的外部和平环境，维护和发展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推动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实现经济的迅速腾飞，使群众享受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利益，实现“经济建设时代”的第一次转型 。从民主化角度看，就是要搞清楚实然民主是什么，优先发展实然民主，而不是过分追求形式民主和制度转型。邓小平就是这样思考和这样实践的。1989年，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说：“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 。那么怎样从维护、发展好和实现好人民的经济利益出发，发展实然民主呢？他强调： 
    民主要服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大局就是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大局。邓小平认为，（在当时）要实现人民的利益，最根本的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贯彻以按劳分配为主的政策，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的整体利益。他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 。他提出要讲政治：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讲大局，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从大局着眼处理问题，不搞“空头政治”。什么是大局？他把大局概括为革命、改革、建设的总形势，概括为我们奋斗的总目标、总任务，概括为党和国家为实现奋斗目标而制定的基本路线及其方针政策。他认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考虑任何问题（民主和民主政治自然也在内）都要着眼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 ”所以，他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把经济搞上去是最大的政治。“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看得出，在经济先行还是民主先行的问题上，邓小平还是略微倾向于二者兼顾，优先经济，这其实也是民主服从大局的一方面。这当然也是特殊国情决定的。他认为，“在当今中国，实现和保障人权，放在首位的是生存权、发展权。不致力于发展，不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去追求什么形式上的民主、人权之类，那就不要说实现小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就连最起码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那么民主怎样才能服从好经济建设这个大局、这个最大的政治呢？除了前面提到的略微的经济优先外，那就是以民主化为核心的政治稳定同经济发展的良性平衡，即他认为的：民主政治发展只能有利于稳定，而不能有害于稳定，不搞大民主，稳定是大局。他说，“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政府的有效性是民主化发展和强化的必要前提。他强调要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他强调要善于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最基本的全局性关系就是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再强调的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他说，“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顺着这个逻辑，他还强调民主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民主和专政的统一、民主和集中的统一、民主和法制的统一、民主和人权的统一、民主与纪律的统一、民主与政治稳定的统一、民主与党的领导的统一，扩大民主与维护中央权威的统一。为了衡量政治体制改革和政策是否正确，他提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加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这三个标准突出的还是稳定和团结。还是顺着这个逻辑，他提出并实践了渐进型的经济和民主改革战略，在迅速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的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了良性改革和良性稳定之间的动态平衡。这一战略在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长时期内都是我们的第一选择。 
    民主要服务经济建设这个大局。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既是目的更是手段。没有社会主义民主的保证和支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却长期被忽视，党、国家和人民包括邓小平本人都吃尽了没有民主的苦头，因此，推动民主发展，对邓小平来说更具有迫切感和使命感。但他更多的是从坚持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从推动经济建设，实现好人民根本利益角度出发的，突出的还是民主要服务经济建设这个大局。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当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着权力过份集中、党政不分、官僚主义等种种弊端，他呼吁全党充分认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他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 。“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因此按照兴利除弊和用扎扎实实、稳步推进的办法去解决制度的改革和创新问题的思路，他领导和推动了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了政府内部民主，促进了经济发展；针对党政不分，党委干预政府，政府自主性不高的问题，他提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 ，推进了党政民主；针对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基层之间存在的上级集中过多，下级民主过少的情况，他提出权力下放即正确地划分中央与地方权力，以及地方与基层的权力，激活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他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个内容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 。他还说，“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 。他进一步说明了下放权力的实质是发扬民主，“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 。调动积极性就是为了更快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不改革原有政治体制的弊端，不调动社会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不激发亿万群众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现代化便不可能实现。这实际就是推进基层民主。总之，无论是推进党政民主、政府民主还是发展基层民主，调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 
    可见，当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他的民主观偏重的还是民主要服务服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的，还是突出对人民利益真正负责，把人民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这个价值核心的，这就是他的“民主要讲大局”思想，这就是他的实然民主观。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成功实现了经济建设第一次转型的同时，实现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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