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邓小平对我党执政合法性转型的探索

[内容提要]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合法性思想。实际上，邓小平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意识形态转型、领导权威重构等多方面探索了我党执政合法性的转型，并取得极大成功。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胜利，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的功绩，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与拥护。但是，十年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如何实现党执政的合法性转型，达到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家的继续发展，邓小平做出了全方位的思索与探索。 
  
　　一、转换执政绩效观念：实现党的工作中心转移 
  
　　“‘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①]邓小平总结以前的历史教训，指出“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②]因此，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各方面的改革。”邓小平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③]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 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④]“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得，不开放也不行。过去二十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下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归”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认识太深刻了。”[⑤]“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⑥] 
  
　　执政的合法性，其实就是人民对执政党的支持与拥护。邓小平牢牢地把握住这一点。他认为，“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⑦]“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仅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既然如此，我们的政策还能不稳定？政策稳定反映了党的稳定。”[⑧]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是对的。如果“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⑨]“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⑩]在90年代初，邓小平就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⑪]“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经济发展是政治稳定的根本基础。 
  
　　二、调整意识形态取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很大程度上将意识形态当作了根本政治合法性基础。在“文革”中甚至发展到极端，被“四人帮”利用而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因此，在政治合法性转型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⑬]“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⑭] 
正确的意识形态建设过程，是一个有破有立的过程。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左”和右的思想。邓小平反复强调，要“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扰。所谓右的干扰，就是要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要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⑮]“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⑯]    
  
　　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个现代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只有消除消极因素，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理论、思想、文化领域。因此，我们特别强调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工作，同社会不良风气包括特权思想进行斗争。”[⑰]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⑱]“实行开放必然带来一些坏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⑲]“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的思潮。……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⑳]因此，“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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