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提出过程刍议

会上所作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就提出，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1979年3月30日，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3］1980年5月5日， 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的谈话中又说：“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要考虑到国内各个地区的特点才行。”［3］这个重要谈话， 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第二，在邓小平理论概念提出过程的第二个阶段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比较完备的形式， 使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提出过程正式开始。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第三， 在邓小平理论概念提出过程的第四个阶段，邓小平同志发表的南方重要谈话，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到了新的高度，这不仅使全党、全国人民对这个理论的学习、宣传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且与此相呼应，对这个理论的命名的探讨也达到了高潮。 
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提出过程中主要是及时地起到了正确的引导作用。首先，在邓小平理论概念提出过程的第三阶段，1987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和邓小平理论逐步展开并形成轮廓这个事实，吸收理论界、学术界的成果，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 
十三大在政治报告中总结说：“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60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报告对这些科学理论观点初步概括总结了十二条，认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5］ 
1990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10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概括为十二条基本原则。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70周年的讲话中说：“党的基本路线和这十二条原则，总起来说，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 ］姚柏林在《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1年第6 期发表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命题的新发展》一文，认为江泽民同志的这个讲话“继承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 
其次，在邓小平理论概念提出过程的第四阶段，以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为灵魂的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政治报告，对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一个新的科学概括，使之走向成熟，形成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样一种新的提法，提出了用这个理论来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报告评价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6］。 再次，在邓小平理论概念已经提出并为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同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十五大通过的党章适时地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他说：“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个理论，集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著作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并强调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6］ 
四、理论界、学术界对提出邓小平理论概念所做的贡献 
在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提出过程中，理论界、学术界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理论界、学术界主要以报刊杂志为阵地发表文章，甚至还出版专著或以召开研讨会、座谈会等多种方式，一方面宣传、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另一方面也对这个理论的命名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使用了许多种提法。就目前笔者已查到的材料看，理论界、学术界使用的提法依次主要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小平同志的

思想”、“邓小平思想”、“邓小平的思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的理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论”、“邓小平理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毛泽东邓小平思想”、“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等等。其中，“邓小平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使用者最多、影响最大、争议最大的两个概念。 
最早提出“邓小平思想”这个概念的是刘志信。1988年第4 期的济南《理论学刊》上发表了刘志信撰写的《再论邓小平思想》一文。作者在文章开头说：“去年6月， 我写过一篇短文，题为《现在是正式提出‘邓小平思想’这一概念的时候了》，被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办的《社会科学论坛》杂志（第8期）刊用， 发表时该杂志编辑部用的题目是《关于邓小平思想研究》。那篇文章作为个人的观点，初次论及邓小平思想，现应《理论学刊》编辑部之约，再次论及邓小平思想。”这说明，作者早在1987年6 月就已提出了“邓小平思想”这一概念。在《再论邓小平思想》中，作者认为，“从历史辩证法和逻辑出发，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在中国还要不断有新的‘思想’或‘主义’出现，至于在历史进程中什么时候出现或以谁的名字来命名，那要看具体情况，”“‘邓小平思想’作为一个独立概念基本上是成立的，但在全党全国范围内郑重提出‘邓小平思想’还有个时机问题，有个时间的早晚问题。”［7］ 
最早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一命题的是闻颀。1992年11月2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闻颀的《论邓小平理论的人民性》一文。在笔者目前查到的大量报刊杂志中，该文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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