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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融危机的来龙与去脉


但那只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一周交易额而已。”(3~4页)

    股市对促进实际生产的作用日益减少。它的主要作用,实际是帮助大资本家的财富集中以及加强对中小股东的控制。亨伍德指出“非金融机构一直以来把日多的利润分配给外面投资者(股民),而后者实际上并无对任何真实企业投资,只不过是从先前的持有者购入这些企业的债券或者股票。就从股息这一基本分配谈起吧。从50年代初直至70年代中,企业付出其税后利润的44%作为股息。在70年代末,这个数字稍为下降。然后又急速上升。从1990~1997年,非金融机构拿税后利润的60%来派息”。(73页)不论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的论调叫得怎么响,大部份金融财富都是在富豪阶级手上。“在1995年,最富有的1%家庭(约200万成年人)拥有个人所有的股票的42%,债券的56%。最富有的10%家庭拥有二者的近九成。由于全国家庭拥有一半企业股票,那就意味着那挺风光的1%家庭拥有美国企业的1/4生产资本及其未来利润。那10%拥有近半。”(66~67页)美国股市市值占全世界42%。谁也不能说美国的例子没有代表性。大家知道,大股东并不需要握有全部股票才能控制股份公司。他们只需持有20%甚至10%,就有可能这样做。所以那最风光的10%大股东所操控的财产比实际所有量所表示的要大很多。近年来大陆学者不断引述马克思有关股份公司的“正面”言论来说明大搞股票市场之必要,但总是忘了引述马克思接续的话:股份制度“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在这里,一切尺度,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这里马克思特别举商业批发商为例,但他实际指的是包括股份制在内整个信用制度--作者按)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资本起源于节约的说法,也是荒唐的,因为那种人正是要求别人为他而节约。”①他这番话虽说于百多年前,今天读来还是历久常新呢。

    债务危机

    金融投机没有银行信贷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再加上其他私人债务及公债,就表现为自80年代以来,世界债务的惊人发展。同时,债务危机亦多次爆发,终于发展为1989年以来亚洲、俄罗斯及拉美的债务危机。亚洲奇迹在相当程度上是由高投资率而来的。许多亚洲国家投资率高于30%,而泰国、马来西亚更高于40%。但高投资率是由高额外债所支持的。整个90年代,东亚地区的私人贷款增长率都远超GDP增长率,以致外债占GDP的百分比极高。1995年,马来西亚、泰国都分别高达39%及33%,印尼及菲律宾更高至53%。一旦他们的出口由于各国过度竞争而减少,外汇收入亦减,这时就很容易还不起债。再给国际游资狙击一下,金融危机便一下子爆发。其实,80年代拉美已经吃过过度借债的苦头。亚洲各国今天不过是重蹈覆辙罢了。在亚洲危机爆发之前,西方及日本银行作为主要债权人,一直都相信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拉美的债务之所以出现危机,因为钱都是借给政府,而政府官僚并不懂得按市场规律去投资。亚洲不会重蹈覆辙,因为外债以私人企业债务为主,他们不会像官僚那样乱花钱。结果怎样,现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在危机之初,西方尚把责任全推在什么“裙带资本主义”,现在也少谈了。

    因为危机早已不限于亚洲。究竟世界外债有多少?整个第三世界外债由1980年的5670亿美元增至1992年的14190亿美元。在12年间总债务上升了两倍半。同期,利息及本金支出共计16620亿,是1980年债务的三倍。在这12年间,第三世界所付出的理应还清欠债,但到头来却债台更高筑。关键原因是西方及日本银行家所设计的还债机制:他们要第三世界借新债还旧债;而同时第三世界的出口换汇能力由于原料价跌而大为削弱。债务成为第三世界输送巨量资金给发达国的食利阶级的重要机制。发达国家的外债又如何?七大工业国在1994年所负外债为2780亿美元。数字不高,是因为美加的巨大外债为日、德的巨大国外债权所抵消:

    表-1:1984年七大工业国外债或债权额(亿美元)

    美国 -7810法国 -880意大利 -1090加拿大 -2140
    日本 +6880德国 +2030英国 230共计 -2780

    如果我们再看看发达国家的公债,就能更清楚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怎样发财。这些国家的政府无一不向金融市场大量举债用于支出(商界把责任推到福利开支太高;为什么他们不去归咎那天文数字的军费开支?)。欧盟的公债在1993年达到四万亿美元,美国是4.9万亿美元(美国公债占GDP比例,1974年是23%,1997年是47%)。意大利一国每年的利息支出高达国家预算的20%。美国偿付利息占联邦财政之比,1950~1980年平均为7%,1982~1990年却达到13.4%。公债就是资产阶级套在政府脖子上的绳索,确保政府乖乖为他们服务,同时又能使自己财源滚滚而来(美国八成公债握在10%最富有的人手中)。债务越大,银行以及整个食利阶级就越发财(虽然银行的钱主要是别人的存款)。公债如是,私债亦如是。我们在此举美国为例。美国家庭债务与其税后收入相比,1952年不到40%,到了1992年高达90%。在1997年末,美国家庭花了一万亿来还债,亦即他们的税后收入的17%。而1960年的数字只是不到14%。反映整个食利阶级所得分配直线上升。美国非金融企业借钱并不主要为了实际投资。亨伍德指出,借钱主要为了筹资从事

股票回购及兼并。结果是工业企业偿付利息占利润之比,1950~1973年为3.8%,1990~1996 年为24%。至于金融机构,在1997年借了五万多亿美元。其中很多也只是像量子基金或LTCM之类作为投机之用而已。香港没有外债,也没有多少公债,但私人债务却高达GDP的161%(1996年),比新加坡的96%高出很多。其中物业贷款占了近一半,而其中的投机成份亦很高。结果就是香港泡沫经济的破灭。然而,在全球范畴,这么高的债务,而投机成份又这么重,危机早晚爆发实在是不难想象的。信用的杠杆作用,在资本主义繁荣期可以很大,在衰退期尤其如此。在1997年之前几年,各国由于互相激烈竞争,亚洲各国已经出现出口下降,设备闲置率上升的情况。例如,当时世界汔车业的闲置设备高达40%。由于南韩在汽车业与日本激烈竞争,导致南韩一方面债台高筑,一方面工业设备闲置高达30%。半导体市场的过剩也是令包括南韩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亚洲四小虎1995年出口增长23%,1996年只有5.6%。一旦国际贸易盈余逆转,各种外国证券投资便疯狂离场,触发起金融风暴。马克思说:“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程度,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样要素。”②

    金融危机反映资本主义衰落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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