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准军事化手段组织煤矿作业安全生产

飞机、上千枚导弹，一开始就是找不到。最后还是靠微观手段，收买当地人做眼线，才打死两个小萨，捉到老萨。煤矿安全生产管理，重在现场，抓住了现场，就抓住了一切。我矿监测监控系统升了级，能够实现井上下实时同步控制，这无疑给我们安全管理又上了一道保险；但总是会有硬件监测不到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往往是容易被忽视、容易出事的地方，还是需要用人去管，所以管好安全现场管理人员，仍将是我们相当长时间内的主要课题，甚至是永恒的课题。
　　我生长在矿山，我的父亲曾经是通风区长，对这方面的事情多少知道一些。比如那时的瓦检员、测风工，是全矿最费水靴的工种，因为他们要不停地走动。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工种成了舒服工种，大家争着挤着干。我总在想，什么时候人们不眼红这些工种了，我们的管理才可以说是到位了，责任才算是真正落实了。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一些军队那样的铁的纪律，比如要求每小时都汇报，因为这些工种太重要了，他们就是战争中的尖兵、岗哨、侦察兵，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导致巨大的伤亡。另外还有一个安全现场人员与生产现场人员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在困扰我们，生产队组的带班干部，只管组织生产，碰上素质差的，就可能会蛮干；安监工、瓦检员发现问题，责任心强的会出手干预，稍差一点就回避了，因为生产里边没有他的利益。如果工长制试行成功，我们可以考虑将这对矛盾的责任统一起来，落实到工长头上去。但我们是国企，有稳定的压力，减人可能会有负作用，这就需要慢慢消化解决了。
　　四、 军校
　　军校对于军队、对于政党、对于领袖的意义，是无可替代的。抓住了军校，就抓住了军官；抓住了军官，就抓住了军队，不管个别军官怎样差，但整体而言，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那是民族的精英部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红军时期的抗大是最好的例子。军校也是使军队最快正规化的办法，因为不可能正规培训每个士兵，只能正规培训中下级军官，然后以点带面，提高战斗力。对矿山而言也是这个道理，这个工作其实应该由集团公司做，集团公司不做，我们做了，的确是意义深远的一件好事。我们现在职教搞得很好，这里我只说一个怎么储备的问题。如果训了不用，那么训的效果就体现不出来，参加培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不高，但是又不可能训了就一定要用，最好的办法就是前边说的，仿照军队的办法，一下给不了职，就给一个衔，比如工长。这个衔，除了有荣誉，最好还有实惠（不用很多，有点儿就行），这样就把这些人给储备起来了，而且是有效储备，起码不会捣乱起反作用；而且一定数量的储备，会对在职干部造成一种压力，正面的压力，就像失业人口对在岗工人的压力一样。再说一下这个荣誉感，为什么国民党军队里的很多黄埔人才，明知国民党不行了，还是继续干，那不是忠于委员长，而是忠于校长，那个烙印太深了，他根本抹不掉。人在发达了以后给他荣誉和实惠，作用是不大的，或者说给不起；十分之一的荣誉和好处在他还只是一个有志青年的时候给，那作用就了不起，十个有志青年里怎么也得出一两个人才吧。关键是不能让有志青年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希望就容易捣乱，走到对立面去。无志青年不用担心，严格管束让他做一个好工人。
　　五、 演习与预测
　　前面说矿山比军队还特殊的地方是常年开打，训练时间不足，这的确是一个难处，我们只能边打边训。军队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打的时候一个劲地训，坏处是容易与实战脱节。军队的特点造就了它特别重视预测与演习，甚至不惜以不合算的代价发动局部战争，来提高演习质量，印证预测结果，比如美国。有些人、东西和理论不投入实用，根本无法知道它的效果，但是没事的时候还用不上，就只能靠演习。对于我们矿山来说，就是比武，我的意思是制度化的比，不停的比，大事小事的比。国企只有一个优势，就是不缺人手，与其没事干，还不如让他去比武，一旦有情况，他就能用上。有些事情不能等出现了问题再处理，要通过演习提前处理掉，比如机电设备，不能总是抢修，没坏的时候就当坏了，组织一拔儿大拿小拿去检修，查出问题解决了问题就奖奖他。大拿这种工人，除了天资和努力的因素，他的“拿”是靠机会得来的，有点儿像导演。就是说他比别人接近机器的机会要多，练手的机会要多，占有的资料和经验要多，所以越来越“拿”。从组织的角度来看，必须打破这种技术垄断，给更多人机会，为了不影响生产，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更多人参加演习。
　　再一种就是规模化、联合化的演习，这个不仅检验人和物，更重要的是检验关系——协调动作的能力。比如停电、停风、透水、顶板、火情等等，都可以通过演习来提高工人自保和矿井处理事故的能力，一次演习可能比十次培训还有效。当然这个类型的演习要有控制，有充分的准备，费钱费力不说，失控了很麻烦。
　　要演习，就必须有预测。我们的敌人是大自然，不太好假设，需要一些高素质的人来搞这个工作，把方方面面的情况都考虑到，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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