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邓小平经济调整思想简析
众路线的，是反动的。[4]
邓小平非常重视技术人员的作用，强调要大量培养和提拔年轻技术人员。大跃进时许多企业对技术人员特别是年轻技术人员关心和使用不够，对此，邓小平在1961年11月23日的书记处会议上明确提出：1、重视二十几、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大胆提拔大学毕业生当工程师，有多少提多少，再没有钱，也要把这批人提起来。2、提拔的条件主要看专业技术水平，可以破格提拔。3、建立考核委员会，不要漏掉人才。4、学位不搞不行，先搞一个方案[2](P,291-292)。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既有针对性又富有远见。
提高企业效益是《工业七十条》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条例第一章讲的企业和国家之间“五定”、“五保”的关系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探索。邓小平对此作了重点思考。在1961年7月25日，12月18日以及1962年5月的书记处会议上，他多次阐述了企业管理的改进问题，强调企业要实行严格的定员定编，内部不能有多余的非生产人员，这些人员可以分流出去，或由国家包起来开支，赔在明处；或搞集体所有制，实行独立核算，同企业进行等价交换。
《工业七十条》在试行中引起争议比较大的是厂长行政负责制。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很鲜明，也很坚决，就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行政管理方面的厂长负责制。1961年12月18日，在书记处会议讨论企业整顿问题时，他说，企业生产指挥权一定要集中在厂长负责制上，至少3年内如此。1962年7月11日，书记处听取国防工业情况的汇报时，邓小平指出：七十条明确规定行政上由厂长负责，书记不干预日常行政事务，为什么企业要设那么多的副书记？针对有人说七十条还在试点时，邓小平说：七十条不要试点了，也不要等修改了，就那样办；哪一个书记独断专行，不执行七十条，请你们提出名字来；今天各部都在这里，今后要按新章程办事，要百分之百地执行七十条。邓小平之所以强调厂长行政负责制主要是针对大跃进时期“书记一长制”导致的生产技术工作中的许多瞎指挥和无人负责的弊端而言，这个思想在调整时期对于恢复企业生产产生了明显效果。
总之，围绕《工业七十条》的制定和试行，邓小平提出了许多整顿企业秩序的思想。《工业七十条》颁布后，围绕调整工作的中心，企业整顿在清仓核资、清理拖欠、扭亏增盈、增产节约方面进行了扎扎实实的工作。1965年，全部工业基本上消灭了经营性亏损。我国工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三、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
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是中央领导在调整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要收回自大跃进以来不适当地下放给地方的权力。第二层特指批评各地在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方面畏难甚至抵触的消极态度。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大量阐述，构成其调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上，邓小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样，首先承担了自己在大跃进中应负的责任。自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起至七千人大会，邓小平多次表示：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中央的责任，主要是高指标、几个“大办”和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责。在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表示“今后订计划，一定要切合实际，并且留有余地”。
关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第一层含义。大跃进时为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加大了权力下放的力度，地方在企业管理、计划编制、基建项目审批等方面都有广泛的权力。由于层层下放、管理滞后、协作关系被打乱，国家宏观经济出现了失控和混乱的局面。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6、7月指出：体制问题上“‘四权’（指人权、财权、商权、工权——笔者注）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5]为此，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作出一系列决定，陆续收回1958年以来不适当地下放的权力。1961年1月15日，他批发了中央批转财政部党组《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指出要严格财经纪律，坚决纠正财权过于分散的现象。20日，他批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指出“1958年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下放给专、县、公社和企业的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放得不适当的，一律收回。”1961年9月5日，他在庐山会议上说：过去集中过多是不对的，以后又下放过多了。我们今天来总结经验，有四个东西不应该下放，第一是职工人数，第二是工资总额，第三是现金管理，第四是物价管理。这四个东西，我们现在要把它收回来。12月4日，书记处开会讨论1962年计划安排时，针对1961年基建投资多支出20多亿元，钞票发行将近120亿元的情况，他尖锐地指出：财政银行权还没有抓住？这个口子不把不行，财政银行权只能在中央，不能给各地。
关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第二层含义。这个分散主义的特定含义可以从1961年11月16日邓小平批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中看出，即“分散主义状况，本位主义观点，不讲老实话的作风，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区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缺乏朝气，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等等”。由于当时我国粮食形势异常紧张，加之考虑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书记处要求1962年粮食征购数达到820亿斤，相应的粮食产量要达到3400亿斤。各地对此普遍表示出畏难甚至抵触的消极态度。因此，邓小平在1961年底书记处会议上多次讲话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权威，实行全国一般棋。他说，大跃进高指标时，大家接受任务痛痛快快，但现在讨论低指标时却发生了很大的顶牛；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要有一个理想，一个志气，就是在3年调整后还要继续前进；现在的状况是大家斤斤计较于各部门眼前细小的利益，缺乏共产主义理想和风格；党章讲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全党服从中央是核心；不是说中央做得不对的，每个部门也照办，而是说即使中央有点错，大家也错个明白，这样纠正也容易。[6]邓小平讲话
但是，中央领导层以及各地的主要负责人在如何把握反对分散主义的上述两个层面的含义的轻重及主次上有不同看法。七千人大会的进程反映了这种区别。
1961年底至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原定的主题是在上述第二个层面含义上的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认为当时收购不上东西，承担指标不积极，气不壮，很沉闷，开七千人大会就是要解决各地的小天地和局部观点的问题。在开会的前一天，他还说大会报告的“中心（反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7]邓小平也说“明年为什么要开七千人大会，其用意就是要统一全党思想，鼓足干劲，在长远规划之下，立志气，有奔头，不要搞得思想解体，灰溜溜的”。[4]因此，大会第一个高潮的18天里，集中分析、批评的是分散主义。但这时在分组讨论和报告起草委员会内部的讨论中，已有不少省部级干部反对提反分散主义。中央领导同志，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主张反分散主义的提法不能变，当然，他们更多地是在第一个层面上肯定这个提法。大会的第二个高潮是从1月29日下午毛泽东提议开“出气会”到2月7日闭幕，中心是“出气”，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会上，大家在反分散主义的问题上达成这样的共识：在反分散主义的第一层含义上意见基本一致，收回中央在大跃进期间不适当地下放给地方的权力；在第二层含义上，中央作些让步，下调计划指标，体谅地方困难，但反分散主义的提法要保留。据此，大会报告删掉了一些有伤地方同志感情的词句。这就是 《60年代初邓小平经济调整思想简析(第2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63791.html
邓小平非常重视技术人员的作用，强调要大量培养和提拔年轻技术人员。大跃进时许多企业对技术人员特别是年轻技术人员关心和使用不够，对此，邓小平在1961年11月23日的书记处会议上明确提出：1、重视二十几、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大胆提拔大学毕业生当工程师，有多少提多少，再没有钱，也要把这批人提起来。2、提拔的条件主要看专业技术水平，可以破格提拔。3、建立考核委员会，不要漏掉人才。4、学位不搞不行，先搞一个方案[2](P,291-292)。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既有针对性又富有远见。
提高企业效益是《工业七十条》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条例第一章讲的企业和国家之间“五定”、“五保”的关系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探索。邓小平对此作了重点思考。在1961年7月25日，12月18日以及1962年5月的书记处会议上，他多次阐述了企业管理的改进问题，强调企业要实行严格的定员定编，内部不能有多余的非生产人员，这些人员可以分流出去，或由国家包起来开支，赔在明处；或搞集体所有制，实行独立核算，同企业进行等价交换。
《工业七十条》在试行中引起争议比较大的是厂长行政负责制。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很鲜明，也很坚决，就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行政管理方面的厂长负责制。1961年12月18日，在书记处会议讨论企业整顿问题时，他说，企业生产指挥权一定要集中在厂长负责制上，至少3年内如此。1962年7月11日，书记处听取国防工业情况的汇报时，邓小平指出：七十条明确规定行政上由厂长负责，书记不干预日常行政事务，为什么企业要设那么多的副书记？针对有人说七十条还在试点时，邓小平说：七十条不要试点了，也不要等修改了，就那样办；哪一个书记独断专行，不执行七十条，请你们提出名字来；今天各部都在这里，今后要按新章程办事，要百分之百地执行七十条。邓小平之所以强调厂长行政负责制主要是针对大跃进时期“书记一长制”导致的生产技术工作中的许多瞎指挥和无人负责的弊端而言，这个思想在调整时期对于恢复企业生产产生了明显效果。
总之，围绕《工业七十条》的制定和试行，邓小平提出了许多整顿企业秩序的思想。《工业七十条》颁布后，围绕调整工作的中心，企业整顿在清仓核资、清理拖欠、扭亏增盈、增产节约方面进行了扎扎实实的工作。1965年，全部工业基本上消灭了经营性亏损。我国工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三、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
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是中央领导在调整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要收回自大跃进以来不适当地下放给地方的权力。第二层特指批评各地在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方面畏难甚至抵触的消极态度。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大量阐述，构成其调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上，邓小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样，首先承担了自己在大跃进中应负的责任。自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起至七千人大会，邓小平多次表示：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中央的责任，主要是高指标、几个“大办”和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责。在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表示“今后订计划，一定要切合实际，并且留有余地”。
关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第一层含义。大跃进时为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加大了权力下放的力度，地方在企业管理、计划编制、基建项目审批等方面都有广泛的权力。由于层层下放、管理滞后、协作关系被打乱，国家宏观经济出现了失控和混乱的局面。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6、7月指出：体制问题上“‘四权’（指人权、财权、商权、工权——笔者注）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5]为此，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作出一系列决定，陆续收回1958年以来不适当地下放的权力。1961年1月15日，他批发了中央批转财政部党组《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指出要严格财经纪律，坚决纠正财权过于分散的现象。20日，他批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指出“1958年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下放给专、县、公社和企业的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放得不适当的，一律收回。”1961年9月5日，他在庐山会议上说：过去集中过多是不对的，以后又下放过多了。我们今天来总结经验，有四个东西不应该下放，第一是职工人数，第二是工资总额，第三是现金管理，第四是物价管理。这四个东西，我们现在要把它收回来。12月4日，书记处开会讨论1962年计划安排时，针对1961年基建投资多支出20多亿元，钞票发行将近120亿元的情况，他尖锐地指出：财政银行权还没有抓住？这个口子不把不行，财政银行权只能在中央，不能给各地。
关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第二层含义。这个分散主义的特定含义可以从1961年11月16日邓小平批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中看出，即“分散主义状况，本位主义观点，不讲老实话的作风，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区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缺乏朝气，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等等”。由于当时我国粮食形势异常紧张，加之考虑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书记处要求1962年粮食征购数达到820亿斤，相应的粮食产量要达到3400亿斤。各地对此普遍表示出畏难甚至抵触的消极态度。因此，邓小平在1961年底书记处会议上多次讲话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权威，实行全国一般棋。他说，大跃进高指标时，大家接受任务痛痛快快，但现在讨论低指标时却发生了很大的顶牛；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要有一个理想，一个志气，就是在3年调整后还要继续前进；现在的状况是大家斤斤计较于各部门眼前细小的利益，缺乏共产主义理想和风格；党章讲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全党服从中央是核心；不是说中央做得不对的，每个部门也照办，而是说即使中央有点错，大家也错个明白，这样纠正也容易。[6]邓小平讲话
后，许多部门和省市在接受任务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邓小平关于反对分散主义的这个思想，是随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的初衷。
但是，中央领导层以及各地的主要负责人在如何把握反对分散主义的上述两个层面的含义的轻重及主次上有不同看法。七千人大会的进程反映了这种区别。
1961年底至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原定的主题是在上述第二个层面含义上的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认为当时收购不上东西，承担指标不积极，气不壮，很沉闷，开七千人大会就是要解决各地的小天地和局部观点的问题。在开会的前一天，他还说大会报告的“中心（反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7]邓小平也说“明年为什么要开七千人大会，其用意就是要统一全党思想，鼓足干劲，在长远规划之下，立志气，有奔头，不要搞得思想解体，灰溜溜的”。[4]因此，大会第一个高潮的18天里，集中分析、批评的是分散主义。但这时在分组讨论和报告起草委员会内部的讨论中，已有不少省部级干部反对提反分散主义。中央领导同志，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主张反分散主义的提法不能变，当然，他们更多地是在第一个层面上肯定这个提法。大会的第二个高潮是从1月29日下午毛泽东提议开“出气会”到2月7日闭幕，中心是“出气”，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会上，大家在反分散主义的问题上达成这样的共识：在反分散主义的第一层含义上意见基本一致，收回中央在大跃进期间不适当地下放给地方的权力；在第二层含义上，中央作些让步，下调计划指标，体谅地方困难，但反分散主义的提法要保留。据此，大会报告删掉了一些有伤地方同志感情的词句。这就是 《60年代初邓小平经济调整思想简析(第2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