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内在逻辑

所认可和接受，并赢  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  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而“正是哲学  、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它“回答了人类先进  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5](P41)而且，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终止于对当时的“种种  问题”的“简短回答”，并没有把自己体系化而走向终结，而是当成一个从相对真理走  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当成追求远大目标的过程。因此，在它本身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之时  ，也必然把人类在进一步实践中总结出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纳入批判视野之中，  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法丰富自身。
　　作为开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精神文化食粮，从不盲目拒拆，  但也不是一概照单全收。在坚持自己完整明确的科学世界观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有目  的、有选择地消化、吸收自己所需要的营养。正如列宁所说：“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  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并且  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善于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  个路线作斗争。”[2](P235)即使是资产阶级的学术成果，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闭起眼  睛不看”，“而是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6](P585)
　　　　　　三、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检验标尺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关节点是实现理论创新。当一个新的理论内容产生以后，怎样  来判断它是否突破了前人、做到了与时俱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已是不争  的共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新成果只有也只能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后才能够认可它的  真理性。但是，实践检验真理是一个过程：首先，一般来说，只有得到大多数人初步认  可的观点才会用到实践之中去检验；其次，实践检验常常不能一次完成；第三，检验理  论正确与否的实践只能是试验性的，它不会是大规模的正式实践。因此，一种新思想诞  生后如果过分依赖实践的检验容易产生以下两种现象：一是借口需要检验而把新思想搁  置一边，继续在原来的思路中打转；二是以检验为名贸然行事，把未曾证实的思想鲁莽  地全面用于工作之中。前一种是保守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后一种是机会主义产生的  认识论根源。在实际工作中，这两种思想都极其有害。要防止以上两种现象的产生，首  先需要对新成果做出准确的价值判断。当人们在实践中根据新的经验得出新的理论概括  后，自然会用已有的标准对新理论进行一番审视，以确定其是先进还是落后、是有益还  是有弊，然后才会去试验。这里，关键是拿什么标尺来衡量?
　　一般说来，标尺应该是客观的，由于不同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风格和内容的社会实践  ，因而它还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对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很多人一直带着种种疑虑和  不解，他们觉得，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不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当初设想的消灭了商品和货  币的社会主义背道而驰吗?搞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创办“三资”企业不是向私有制的  倒退吗?办经济特区不就是搞资本主义吗?等等。这些问题确实困扰了很大一部分人。作  为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理论创新成果，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是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基  本原理、在总结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核心价值目标是发展生产  力。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紧紧围绕着“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  把经济改革同政治运动清晰地界划开来，从根本上抛弃了毛泽东晚年用政治理念指导经  济工作的思路，把工作重心集中到经济建设的大局上。但是，由于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  用政治思维思考包括经济和文化问题的习惯，邓小平敢为天下先的改革思路不免会引起  受“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禁锢多年的人的种种疑虑，从而引发激烈的争论。对于责难，  对于姓“社”姓“资”的纠缠，邓小平抓住“生产力标准”不放，明确指出，“不管你  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7](P312)“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  展，这是主要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  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7](P314)同时，“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  大胆地闯”；[8](P372)试验证明是正确的，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能起到推动作用，就  逐步扩大运用范围，直至成为基本的经济国

策。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对判断  理论创新成果的标准作了科学的总结，他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  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  人民的生活水平。”[8](P372)符合“三个有利于”，就说明这样的理论突破了前人，  达到了与时俱进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具体使命。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需要在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社会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政治解放；在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指导着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经济解放  ，逐步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现实社会主义一直处于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状态下，马  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还体现为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三个文明”建设的巨大进步、充  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论是何种情况下的指导，马克思主义都需要与实践  的有机结合，通过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发展自己，用发展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在阶级社  会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通过各个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来实现的，这种特殊性决  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的实现起着关键作用。  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实践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符合世界历  史发展潮流?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  没有人提出过。取得政权的各国共产党因其特殊的执政地位似乎不容别人对其权威的马  克思主义解释权产生丝毫怀疑，但是，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短期内相继败亡的惨剧把  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何在、党如何推进理论创新、党如何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好等等问  题凸显了出来。回答这些问题的历史重任落到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身上，江泽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历史和逻辑的交汇点上成为这一问题的最好答案。先进生产力的  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者从社会历史的物质动  力、精神动力和历史主体三个层面重新定位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责任，  这既是一个衡量共产党执政行为的历史标准，而且是党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奋斗的导向器  。实际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回答人们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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