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
当头，在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运动陷于低潮，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希望中国能继苏联之后充当第三世界的领头羊。针对当时的情况，邓小平提出，中国永远不当头的主张，这是十分明智的。
2、认为意识形态只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并不能因为阶级利益的不同而否认国家间存在的一些共同利益
国家利益不仅包括维护本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利益，还包括涉及国家生存、发展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等其他方面。因此，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不是简单地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而异同，而会存在错综复杂的情形：1、国家之间既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共同利益，又存在安全和经济发展上的共同利益2、国家间并不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共同利益而不存在安全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矛盾3、国家之间既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利益，又存在安全和经济发展方面的不同利益4、国家之间并不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别而不存在安全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共同利益。基于这四种情况，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之间既可能在一个时期友好交往，有可能在另一个时期发生冲突，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之间既可能在一个时期对抗，也可能在另一个时期合作。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些，加之在毛泽东时期我们由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在对外交往中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而造成许多失误，以往的历史也证明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同样有利益冲突，例如6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而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也存在着共同利益，可以共处、合作，例如1972年中美关系的改善。从理论和实际出发，邓小平果断地提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在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上，邓小平主张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寻求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来加强合作，而不是仅仅因为阶级利益的对立否认共同利益的存在。如果仅仅以阶级利益为标准，就会陷入阶级斗争的泥潭，就无法处理好国家关系。
3、主张在追求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同时，始终要考虑到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不以牺牲世界人民利益为代价
世界人民共同利益在今天主要指的是一个相对和平安定的世界，一个经济不断发展的世界。我们看到，今天许多西方国家为了谋取自己一国的私利，染指别国事务，发动战争，给许多人带来了灾难：如西方大国为了其不可告人的利益追求联合轰炸南斯拉夫；还有西方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制造了大量的污染，还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自己的“工业垃圾”，等等这些行径都是有悖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邓小平始终强调，中国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中国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重视环境问题，加强环境治理，避免给世界造成更严重的污染。还一再呼吁，东西方国家应该以世界人民共同利益为出发点进行合作，一起去解决摆在世人面前的危害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许多问题。
三、始终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结合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既继承了前人的理论，又根据变化的实际情况对前人的理论进行发展，这其中体现了它既具有坚定的原则性，又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思维，生动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1、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同时，提出了“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等新方法
邓小平曾多次庄严地声明，中国人民实现祖国的统一，这首先是一个民族统一问题，是全民族一个半世纪的共同的感情和愿望问题，是中华民族的战略利益问题。并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上丝毫不作让步。他说：“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1982年，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义正词严地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拿国家的主权做交易，始终把主权利益放在首位。主权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坚定不移。
但是如何真正捍卫中国的主权，这还要从实际出发，要有灵活性。对此，邓小平从现实出发，在坚决维护中国主权利益的原则指导下，以高度的灵活性，把国际关系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运用来解决国家内部问题 ，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共同开发”思想。港、澳的顺利回归及回归后的繁荣和稳定发展表明，“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选择。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稳定发展也表明，“共同开发”既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同时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与此同时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与信任。
2、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具体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主张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
邓小平以其战略家的眼光觉察出，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独具特色。邓小平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作我国在世界上保持独立地位的政治保障。他说：“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中，中国只能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附庸，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另外，资本主义国家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中，仍抱有明显的分化、演变社会主义的企图。在两种制度的国家合作和交往中，暗含着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邓小平曾多次提醒我们，要警惕西方帝国主义正在打着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并没有放弃瓦解社会主义的企图。要
邓小平强调，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在具体处理国家关系问题时，邓小平则主张不应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和好坏。提出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那种固守意识形态的信条的做法，邓小平认为是画地为牢，失去了朋友，孤立了自己。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不仅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改善并发展了关系。同时，也使我国的对外开放真正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既向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又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这种对内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的做法，生动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改善了我国的国际环境，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
① 阎学通 《中国国家利益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②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 夏建平 《邓小平对外战略思想中的国家利益原则》〔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1）
④ 王逸舟 《国家利益再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 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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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为意识形态只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并不能因为阶级利益的不同而否认国家间存在的一些共同利益
国家利益不仅包括维护本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利益，还包括涉及国家生存、发展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等其他方面。因此，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不是简单地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而异同，而会存在错综复杂的情形：1、国家之间既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共同利益，又存在安全和经济发展上的共同利益2、国家间并不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共同利益而不存在安全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矛盾3、国家之间既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利益，又存在安全和经济发展方面的不同利益4、国家之间并不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别而不存在安全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共同利益。基于这四种情况，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之间既可能在一个时期友好交往，有可能在另一个时期发生冲突，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之间既可能在一个时期对抗，也可能在另一个时期合作。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些，加之在毛泽东时期我们由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在对外交往中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而造成许多失误，以往的历史也证明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同样有利益冲突，例如6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而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也存在着共同利益，可以共处、合作，例如1972年中美关系的改善。从理论和实际出发，邓小平果断地提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在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上，邓小平主张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寻求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来加强合作，而不是仅仅因为阶级利益的对立否认共同利益的存在。如果仅仅以阶级利益为标准，就会陷入阶级斗争的泥潭，就无法处理好国家关系。
3、主张在追求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同时，始终要考虑到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不以牺牲世界人民利益为代价
世界人民共同利益在今天主要指的是一个相对和平安定的世界，一个经济不断发展的世界。我们看到，今天许多西方国家为了谋取自己一国的私利，染指别国事务，发动战争，给许多人带来了灾难：如西方大国为了其不可告人的利益追求联合轰炸南斯拉夫；还有西方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制造了大量的污染，还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自己的“工业垃圾”，等等这些行径都是有悖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邓小平始终强调，中国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中国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重视环境问题，加强环境治理，避免给世界造成更严重的污染。还一再呼吁，东西方国家应该以世界人民共同利益为出发点进行合作，一起去解决摆在世人面前的危害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许多问题。
三、始终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结合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既继承了前人的理论，又根据变化的实际情况对前人的理论进行发展，这其中体现了它既具有坚定的原则性，又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思维，生动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1、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同时，提出了“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等新方法
邓小平曾多次庄严地声明，中国人民实现祖国的统一，这首先是一个民族统一问题，是全民族一个半世纪的共同的感情和愿望问题，是中华民族的战略利益问题。并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上丝毫不作让步。他说：“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1982年，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义正词严地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拿国家的主权做交易，始终把主权利益放在首位。主权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坚定不移。
但是如何真正捍卫中国的主权，这还要从实际出发，要有灵活性。对此，邓小平从现实出发，在坚决维护中国主权利益的原则指导下，以高度的灵活性，把国际关系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运用来解决国家内部问题 ，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共同开发”思想。港、澳的顺利回归及回归后的繁荣和稳定发展表明，“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选择。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稳定发展也表明，“共同开发”既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同时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与此同时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与信任。
2、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具体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主张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
邓小平以其战略家的眼光觉察出，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独具特色。邓小平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作我国在世界上保持独立地位的政治保障。他说：“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中，中国只能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附庸，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另外，资本主义国家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中，仍抱有明显的分化、演变社会主义的企图。在两种制度的国家合作和交往中，暗含着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邓小平曾多次提醒我们，要警惕西方帝国主义正在打着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并没有放弃瓦解社会主义的企图。要
顶住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逆流，中国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针对此，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反对全盘西化、防止“和平演变”的策略方针。
邓小平强调，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在具体处理国家关系问题时，邓小平则主张不应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和好坏。提出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那种固守意识形态的信条的做法，邓小平认为是画地为牢，失去了朋友，孤立了自己。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不仅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改善并发展了关系。同时，也使我国的对外开放真正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既向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又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这种对内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的做法，生动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改善了我国的国际环境，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
① 阎学通 《中国国家利益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②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 夏建平 《邓小平对外战略思想中的国家利益原则》〔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1）
④ 王逸舟 《国家利益再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 2002（2）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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