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走向何方？

《读书》编辑：丹尼斯·史密斯(Dennis  Smith)先生主要做社会史、社会理论的研究，他写了大量著作，包括《冲突与妥协：一八三○至一九一四年间英国社会阶级的形成》、《资本主义民主的挑战》、《历史社会学的兴起》（此书已被译成中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九十年代以来他写过《谁的欧洲？》、《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性的先声》、《罗伯特·艾利亚斯与现代社会理论》，即将出版的一本著作是《我们即将走向何方》。他曾任欧洲社会学会的副主席并兼任《欧洲社会学家》的主编，目前为国际社会学协会会刊《当代社会学》的主编。现在，请他就“我们将走向何方？”问题先谈；再讨论。
　　丹尼斯·史密斯（以下简称史）：我今天谈话的题目是“我们将走向何方？”这是一个跨学科、跨国族的题目。我认为今天的世界正处于一种极度受惊的状态。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那种卡通片中的情节，片中的动画角色要从一边悬崖跳到对面的悬崖上去，可是，开跳之后，在半空中向下看，才发现自己的下面是万丈深渊，其实是跳不过去的。我们今天的状况就像处于跳在两个悬崖中间的时候，有可能不是跳过去而是掉下去。
　　我认为，我们处在过去五百年以来两个大转变中的第二个转变的早期。第一个大转变是，我们的社会生活组织方式从家庭转向国家。以前是家庭、宗族，那时的社会生活是贵族来控制，然后转变为由民族国家来支配、来组织。现在，我们则是处在第二个大转变的早期阶段，这就是从民族国家来支配政治，转向由全球性的组织来控制社会生活。在全球性组织来支配社会生活的时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可能转变为邻里关系，而不是敌人的关系。但在这个大转变的早期阶段，情况其实是很令人担心的。类似于第一次转变的时候，家族由贵族控制转变为由国家控制，贵族们就会担心，这样的一种转变，会让他们失去以前的安全感；目前也一样，社会由国家控制转向由全球性组织来控制，国家也会担心自己失去原有的安全。
　　因此我们要探讨，有没有一些可能性，使这个世界重新组织起来？对此，我的一个建议是：可不可以参照当初国家如何组织起来的过程，来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在此，我要提出四个同时存在的发展方向，然后列出五个因素，从中看它们怎样构成了限制、张力和紧张，从而由其中演变出别的可能性。
　　第一个模式，是一七七六年，这是美国宣布独立的年代，也是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年代。这是美国提倡的关于全球化模式的官方阐释，这个模式假设全球的整合要由市场来完成，通过这样的整合会形成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关于这个阐释已有大量著作出版，我在此不列举了。
　　第二个模式，对于同样的历史过程的概括，却不同于第一种，这是鲍曼所提出的。对于鲍曼来说，这个世界的构筑，并不是一个大家通过市场的整合都得到提高和改善的过程，而是不断地分化成全球性的富人和地区性的穷人，穷人被分解到了世界的角落、边缘的地方，富人们则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阶级。我举一九四一年为标志，是因为鲍曼用了“大屠杀”这个词汇，他认为，穷人被富人当作了牺牲品，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下等阶级，他们是被肢解的。
　　第三种模式是亨廷顿提出的，他的模式的标志年代是一八六一年，这是美国内战爆发的年份。他用这个模式要解释的，不是世界如何重新组织为贫和富，而是世界如何分裂为不同的文明，文明与文明之间形成了一种屏障，其特色是每个文明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过程，让别的文明无法进入。举一八六一年这个年代，是因为当时在美国南北之间形成了相互之间的“误解”，从而导致了战争。类似的“误解”有可能在今天得到了某种重视、重演，如在其他国家与伊朗之间，就有所谓的人权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的相互误解。
　　第四种可能，是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模式。我们都知道，七十年代初，法国总理到中国访问的时候，曾问周恩来总理，“你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周回答：“现在评价法国大革命还为时过早。”确实如此。但是法国大革命不同于刚才那三种全球化的选择，因为它体现了几种意义上的抗争和反抗。第一是穷人，包括贫穷的农民，对贵族的反抗。我们今天的世界其实有点像法国大革命前的状况，就是会出现多个层面的对抗、冲突，以及弱者对强者的拒绝。第二就是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人权、个人尊严以及它的普及所带来的新的紧张。第三，是一种人对另一种人的“欺凌、侮辱”与反欺凌、反侮辱，这样形成的一种对抗关系。今天的世界有点像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世界，就是因为这样的三种关系目前都存在。所谓“侮辱”，在这里的意思是：一个人或一些人被强迫拉下自己认为所应该占据的位置，被剥夺了他们认为自己应有的权利，感到处身在自己所应该在的地位之下。而这种被侮辱、被欺凌的感觉今天遍及全世界，所有人都普遍地具有这种感觉，包括美国人、欧洲人，也都充满了这种感觉。
　　显得比较矛盾的是，四种可能性都有，究竟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哪一种会演变成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但为了预见今后的情况，我只能把五种相关的因素简单列出来供参照。
　　第一个因素，具有讽刺和自相矛盾的是，法国大革命中废除的那种绝对的等级制，在国内被铲除的同时，却被欧洲的帝国们引入到了国外的殖民地，换句话说，法国国内的阶级区隔，却被演变成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种族的关系。因此，矛盾的是，在欧洲被废除的东西又同时被欧洲推广到了国际关系之中，某种程度上美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所以，这样的一种历史遗迹始终在影响着政治和社会关系，对此我们必须加以承认。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关于民族国家，以及关于民族国家的想像。民族国家本身实际主要是十九世纪的产物，是欧洲帝国所缔造出来的，但是，在对民族国家的虚幻想像中，它却被描述成一种统一的、内部整合的、甚至是单一的自古就有的实体。而实际上，欧洲帝国的衰落瓦解才产生了现代的遍及全世界的民族国家现象，当年的那些欧洲帝国在今天其实都已经变成有头无身的状况，如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当年的帝国的身躯都已离它们而去了，而在广大的、旧日处于它们的奴隶、仆从地位的地区，比如非洲和拉丁美洲，现在也开始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但这些新建立的民族国家与欧洲的“老大”们，或者说“核心”的民族国家，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还有一种类型的民族国家，拥有帝国的传统，但现在处在比较边缘的位置，如印度、中国。另外自成一类的就是日本，它在“二战”战败前从来没有被西方真正占领过，形成了比较特殊的形态。当然，还有一个不同的情况就是美国，它目前号称是世界上头号的、最大的民族国家，但它从前也是殖民地。
　　第三个是全球化所起的作用，包括信息以及信息技术、资金的大量的高速的流动等等，这样一个过程本身形成了很重要的因素，甚至是具有威胁性的，比如对国家主权、国家尊严造成的威胁。
　　第四个是所谓的全球化治理的发展，其中一些全球化的制度实际上在一九○○年以来就开始出现了，它们其实很脆弱，但本身正在不断兴起之中。
　　第五个就是美国的地位，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现有的大量的全球化的制度都是从美国产生出来的；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目前似乎是在下降，也许真的是在下降，因此，美国为了保护它自己的位置，就必须依靠军事力量，向军工生产增加投入来缓解或保护它的经济。这很危险，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使得当今时代的美国有点类

似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德国的状态。
　　当然，谁也无法确切说出下一步的情况，因此知识分子或者说社会科学家们的作用就在于：理解上述的四种不同可能性，以及各种不同的因素，然后，我们自己的工作是有可能帮助重新寻找、建立全球治理的秩序。我们必须共同地展开思考，像孔子、马基雅维思等思想家那样来思考。这样的思考是必须进行的。
　　问：不过，在西方，是否已有这样的思考呢？
　　史：目前的西方有两类思考，一是在目前不稳定、不确定的全球化时代怎样保护既得的利益，如美国目前就是这样，力求保护自己的地位、集团利益、国家利益等等。另一类就是思考如何寻求和平，如可以清楚看到的就是欧盟、欧洲的做法，欧盟为和平所做的种种努力，其中包括谈判、妥协等等。作为一种模式，可以成为全球意义上的参考。另外，美国早期的经验也是可以予人以借鉴的，如十

《我们将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