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稳定观
1 保持社会稳定，是邓小平长期一贯的思想
邓小平的稳定思想，由来已久，它萌发于民主革命时期。早在1948年8月他写给中央和毛主席的《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中就说：“人民对我们的第一要求就是‘安政治’，因为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1]因此，要推行团结大多数的政策，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民心。
建国初期，在主持大西南工作时，他更加重视稳定工作。1949年11月，就贵州新区的工作给二野五兵团的电报中认为，“在策略上提出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等等，这是很对的。”[1]1950年5月，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又特别强调：“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1]7月，在欢迎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就是民族问题，搞好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不出乱子，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同年12月，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他要求加强公安工作，加强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匪特的斗争，巩固革命秩序
1952年邓小平调到北京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领导全国财经工作，这时他特别强调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之上。同时，针对高饶反党联盟问题，在1954年2月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和1956年9月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他都特别强调了党的团结和统一问题。他指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经常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1]根据这一精神，八大通过的党章，在党员义务的规定中，增加了新内容，把“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列为党员的义务。
1956年至1966年“文革”前，邓小平对社会稳定的关注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大民主”。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了严重事件，我国也出现主张实行西方式资产阶级民主、以大规模群众斗争或闹事来实现民主权利的现象，毛泽东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批评了这种大规模风潮和闹事的“大民主”。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表示不赞成这种“大民主”。1957年4月，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人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吃亏的还是人民。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所以，大民主不要希望搞，没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地方。”[1]在他看来，反对官僚主义，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应采取小民主的办法，即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来执行。二是反对“大搞群众运动”。1961年10月，他深入分析了当时做群众工作常见的方式——搞运动的方式或谓之“热闹方式”。他说，“我们不能否定在某一个时期要有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热闹的形式，……但是我们的群众路线，不能满足于那个热热闹闹，主要是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1]他认为当时相当多的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愿的，违反了群众路线，最主要的还是做好经常性的工作。1962年2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群众运动要建立在大量的深入细致的经常性工作基础之上，而这几年“差不多是把搞运动当作我们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天天运动，这是不好的。”[1]因为许多经常性的工作被不断的运动挤掉了，这一教训应该吸取。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成为以后他保持稳定、不搞运动思想的雏形。但遗憾的是，这样有价值的思想未能得到贯彻执行，以至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使党和国家遭受惨痛损失。
“文革”开始后不久，邓小平即被打倒。亲身经历了那场浩劫，邓小平深知社会稳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当1975年他第二次复出时，主要做的就是对各方面秩序的整顿，以恢复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秩序。1975年1月，在总参干部会上就军队问题他说，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3月，就铁路部门的问题他又说，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把闹派性的头头调开。5月，就钢铁工业的整顿，他再次强调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7月4日对中央读书班学员的谈话中，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指出，毛泽东同志过去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可以说，邓小平主持工作的这一年，是安定秩序的一年。关于这一点，1987年10月，他在会见来访的外国友人时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2]但随着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整顿被迫中断，然而，这一整顿可以说是邓小平稳定思想的初步展开。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在1978年12月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他就指出：“安定团结十分重要。”[3]同时，也已经预见到改革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他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从以上回顾中可以看出，邓小平的稳定思想并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的。
2 “稳定压倒一切”是历史和现实的迫切要
求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成为领导这一伟大社会变革的总设计师。他更加关注中国社会的稳定问题，并把它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中去思考，从而形成科学完整的社会稳定理论。
回顾1978年三中全会到1992年南巡谈话这段激动人心的历程，可以发现，邓小平对社会稳定的重视是以一贯之的，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在某段时间他又特别强调社会稳定问题，这样大致有三次。
第一次是1979年到1980年。当时各项工作刚开始走上正规，但影响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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