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

”运动；接着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再就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这三次由于抛开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发生的严重挫折，给我们党、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和损失。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不仅从理论上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作了精辟的论证，把实事求是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而且在实践中率先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为重新确立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首先，他率先喊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10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留下的一个严重的后遗症，就是人们思想僵化，迷信盛行，从“本本”出发，遇事“随风倒”。直到“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两年了，这个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历史的客观状况决定了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解放思想。这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不解放思想，克服“文化大革命”留下的严重后遗症，要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挺身而出，以一贯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和革命胆略，率先喊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他号召全党“打破思想僵化”，从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解放出来，从官僚主义的“管、卡、压”中解放出来，从“本本主义”和“个人迷信”中解放出来，从“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下解放出来。他认为，思想僵化的根本问题是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群众的思想，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得不到恢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没有希望。“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发展。”[9] 
    其次，他率先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正当全党急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时候，却又遇到了“两个凡是”的严重障碍。“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质是要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不久，邓小平就率先进行了批判。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两个凡是”是以毛泽东不犯错误为前提的，这是不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的。“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10]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没有说过凡是他们说的做的都绝对正确、不能改变这一类的话。坚持“两个凡是”，就是想原封不动地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决策，其后果只能是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引导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失和失败。因此，坚持“两个凡是”并不是什么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而是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高举。”“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11]“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12] 我们要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就必须坚决摒弃“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成了全党思想解放的先声，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扫清了障碍。 
    再次，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9个月，即1977年7月才出来工作的。他“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13] 当时有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但由于邓小平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积极支持和引导，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在这场讨论开始不久，邓小平就给予其高度评价，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4] 通过这场讨论，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普及到了全党、全民和全国各个领域，为全党、全民的思想大解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客观情况正如邓小平自己所总结的那样：“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15]具体一点说，就是“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1978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6] 

    三、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升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不仅率先倡导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升为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系统。1980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

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7] 党的十二大依据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完整表述，在党的章程（总纲）中郑重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一规定使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更加完整、更加准确、更加具体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一次形成了由出发点、原则、目的和运动过程所构成的统一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构成这一完整科学体系的每一个基本点（即组成部分）各有其特定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它们又是相互依赖、相互贯通、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正确认识各个基本点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重要意义。 

《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