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干的事不干了 该干的事还得干
2002年6月23日，国务院决定停止国有股的“市上减持”，这是非常正确的决策。我们即使没有条件、没有能力去解决遗留下来的老问题，至少可以做到不去制造新的遗留问题。
至于说，用了1年的时间转了一圈又回到起点，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只要我们仍然以“瞎子爬山”、“摸着石头过河”、“草鞋没样儿越打越像”的战略战术来解决全局性问题，那么在付出代价之后退回原处总是难以避免的。能够减少损失的替代办法有两个：一是先局部试错，再对合理的内容作全局推广；二是先排除条块利益，再进行系统分析和总体设计。
“市上减持”停止，股市的参与者皆大欢喜，或解套或增仓，各有选择。而对于减持讨论的参与者来说，其初衷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制止不合理的减持办法，况且谁都明白，减持停止主要是股民们用脚投票的结果，与“大讨论”的关系其实不大。那么，讨论者们有理由感到欢欣鼓舞吗？
不但有理由高兴，而且他们的乐观情绪将比股民们更持久一些。这是因为，不管是实验室的实践还是社会的实践，每排除一个无关因素，都是向成功迈进了一步。在排除掉减持因素的干扰之后，我们就可以倾全力——
聚焦于中国股市的结与解：非流通股的全流通
对于为什么要停止“市上减持”，有些人有这样的看法：“国有股减持是一项探索性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制定出系统性的、市场广泛接受的国有股减持的实施方案。”这种认识有混淆概念之嫌。须知大讨论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使多数人取得了一个共识：全流通与“市上减持”是两回事情。若要在人为割裂的市场上强行减持非流通股，相当于政府单方面放弃承诺，除非真想砸烂股市，否则不应做这种失去诚信的事情。而在一个统一的股市上，国有股减持只是小菜一碟，毫无难处可言。所以需要“探索”的、“市场广泛接受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国有股减持，而是如何统一股市。进一步看，恰恰是在“市上减持”失败之后，才真正有可能对全流通问题作更加认真、更加深刻的探讨，不然的话总难免胡子眉毛一把抓。此外，统一股市的实施方案是不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制定”，这话也两说着；毕竟，“不能”和“不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国资若不在深沪二市减持，还另有其他更便捷得多的减持通道。但是中国股市如不解决市场分割问题，那就永远无法触动市场失序的体制性根源。〖HT〗“圈钱陷阱”破坏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法则；破坏了市场机制，使得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下降；造就了中国股票市场的高投机性；致使少数大股东和“内部人”完全控制了上市公司，肆意进行各种违规活动；为权力部门提供了大量设租机会；导致有关部门监管困难，调控的主动权逐渐丧失；使得国有经济的战略改组失去资本市场的支撑；等等(张卫星 张承惠：“‘全流通’是解决中国股票市场问题的关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2年第28号)。总而言之，如果不除掉“非流通股”这一中国特色，对于股市即使想要“规范”，那也只能掐尖不能去根；即使想要“发展”，也不外是探讨如何拽扯流通股指数。
小托儿托股，大托儿托市。撇开全流通去鼓吹3000点、5000点，只不过是诱导已入市者深度套牢。撇开全流通去鼓吹8万亿储蓄分流进场，只不过是为“圈钱陷阱”招募更多的炮灰。撇开全流通去鼓吹保险入市、银行混业，只不过是试图以公众资金的更大的风险遮掩已有的风险。撇开全流通去鼓吹海外上市公司杀回深沪二市，只不过是鼓励他们圈钱于一个只须圈钱的市场，而回报于另一个要求回报的市场。大讨论的额外成果，就是使人们看清了一些金融建议之间的连带关系，看清了唯有抓住“全流通”这个牛鼻子，才能避免充当托派吹鼓手。
大浪淘沙。当“市上减持”引发的喧嚷退去之后，我们就能够更加冷静地关注大讨论中最有价值的政策建议，那就是——两个全流通方案
减持与全流通不是一回事，减持方案与全流通方案也不是一回事。“国有股减持方案大讨论”中，各方面提出的方案号称有4000个，其中绝大部分是减持方案，只有两个是全流通方案。关于这两大类方案的区别笔者曾有过论述，现附于本文之后。
4000∶2 ，差堪媲美于市值蒸发与减持收益之比。其主要原因在于命题本身，出题者要求把“市上减持”作为方案的必要条件，这就极大地束缚了讨论者的眼界，误导了他们的智慧。提出一个傻问题让大家讨论，最后不了了之，这种事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始作俑者，可能是官员、秘书、政府机构，也可能是记者、编辑、各类媒体。静心搞研究的人难免沮丧，但不妨以阿Q的思维方式自我开导：第一，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种形式；第二，这多少也能拉动GDP。
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不混杂任何减持因素的全流通建议，一个是以张卫星为代表的股权调整方案，另一个是王林提出的渐进改革方案。这里无意对两个全流通方案的可行性作任何评论，只是想指出：不该干的“市上减持”不干了，该干的“统一股市”还得干。鉴于股票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希望看到股市的体制改革深入进行，而不希望看到“跛鸭”的疲态。
附：减持方案与全流通方案的区别?
（原载2002年2月4日《中国经济时报》）?
有这么一句话：正确提出问题就是解决了问题的一半。还有这么一句话：一个傻瓜提出的问题三个聪明人也解答不了。这两句话都说明，有没有最优解或可行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问题本身是否合理。
有些经济问题之所以剪不断、理还乱，是因为牵扯进来太多的无关因素，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难免冒出傻气。国有股减持方案就是一例。
第一个傻问题在未问之前先有了答案，即《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若从答案推溯，原问题应该是这样的：“怎样才能高价卖掉非流通的国有股以补充社保资金？隐含的已知条件是国有股产权不清、政资不分、所有者缺位。”这个问题的复合因素太多，其答案也就没能通过市场检验。
4000多个有识之士都贡献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打掉了原命题中的两处傻气——高价减持和补充社保资金，从而形成了“国有股减持七类方案”。但是从讨论情况看，为了不造成新的混淆，
应该把这些方案分为两类：减持方案和全流通方案。羊头和狗肉都有存在的价值，但还是分开卖为宜，不要说成是“七块羊头和狗肉”。
七类方案中，唯有股权调整类是全流通方案，其余基本上都是减持方案。减持方案和全流通方案至少有以下四方面区别。
（1）减持方案着眼于当前的筹资，不保证会导向全流通，有的甚至不保证下批减持能维持这一批减持的方法。曾经呼声甚高的“净资产权数定价方案”就是一例，它只有在所有上市公司的所有非流通股全部抛售之后才能实现全流通，换句话说全流通等于全减持。
全流通方案则着眼于统一股市。在实现同股同权同价之后，随你减持还是增持。
（2）减持是国资从国企的不完全退出，因此任何减持方案都无法回避第一个傻问题中隐含的已知条件，即国资国企的三大病根：产权不清，减持收益归谁？政资不分，谁来策划减持？所有者缺位，谁来实施减持？目前参与讨论的主要是证券界人士，他们宁可忽略掉这些隐含的前提。但任何一个减持方案在实施之后，这些矛盾必然要凸显。
全流通方案则只解决两个市场的平价平权。国资国企不管有多少毛病，无妨全都带入全流通股市，既不会干扰全流通方案的实施，也没有必要在全流通过程中解决。
（3）减持是在政府操持下的资本的运作、现金的转移、流通量的增加，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任何减持方案的实施必然是一个长过程，政府因此要长期承担种种风险和责任，其中最危险的是因被迫改变方案、被迫放弃承诺而引发的市场风险。
以股权调整为代表的全流通方案则是短期内即可完成的转轨方案，政府需要承担因转轨而引起的股市震荡风险。资本运作、现金转移、流通量增减等等都发生在全流通之后，那时的大部分风险是
《不该干的事不干了 该干的事还得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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